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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初心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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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贾秀堂 2020-05-05 16:08
摘要: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清朝失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空前苛刻的《马关条约》,而后各国列强趁火打劫,中华民族遭遇亡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本怀温和改良思想的孙中山决然地走上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道路。然而,因革命风气未开,颠覆大清匪易,缔造民国尤难。南京临时政府苦撑三个月,袁世凯便代替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不断践踏孙中山苦心缔造的民主共和制度,直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袁氏死后,军阀混战,民主共和成为一块招牌,而曹锟贿选标志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

孙中山的一厢情愿

孙中山,原名孙文,乳名帝相,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当时,村里住着一位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老人。农暇之余,他经常给村童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从那时起,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清王朝统治的黑暗,萌生了反清思想。1879年,在长兄孙眉接济下,孙中山远赴檀香山,进英国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又至美国教会学校继续学业。经过此番教育,孙中山蜕变成一名彻底西化的华侨青年。1883年,孙中山回到家乡,1885年赴香港读书,1892年毕业。之后,孙中山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被拒之门外。甲午中日战争大清的战败以及随后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深深地刺痛着孙中山。于是,他放弃行医,走上了革命道路。孙中山坚定的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为推翻清政府,建立美国式资产阶级共和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但未发便归于失败,孙流亡海外。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在惠州再次组织起义,其队伍虽一度发展到两万人,但最终仍是失败。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包括革命团体华兴会、兴中会、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革命组织参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明确提出要在推翻清政府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同盟会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但均未取得成功。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起义取得胜利,占领了武昌,不久十几分省份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大清统治摇摇欲坠。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华大地诞生。

然而,从成立之日起,南京临时政府就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生存危机。在其存在的90天里,一直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同时,新政府饱受经济困窘的折磨。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曾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拨给的。”更让孙中山头疼的是,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统一。黄兴主张化敌为友,只要袁倾向革命,即推举其为总统。章炳麟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

清室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袁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以便从中渔利。在袁世凯的威胁诱惑下,孙中山声称,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护共和。有此允诺,袁世凯加紧逼宫。在袁氏威吓下,隆裕太后同意与南方磋商优待皇室条件。条件达成后,清室以清帝的名义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且荐袁自代。根据临时政府组织法,民国政府设于南京,临时总统改选后,袁必须到南京来就职。但袁搬弄阴谋,借口“北方秩序尚未安定”,“北京军队需要有人统率”,“东北局势尚在动荡不定之中”,坚持暂时不能离开,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得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开府。

袁世凯的破坏

袁世凯破坏共和第一步是逼迫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初居临时大总统之位不久,袁氏就迫不及待地催促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国会举行正式大总统选举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当选万无一失,袁世凯命令军警“保护”国会,限制议员自由离开会场。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委员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为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首轮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472票,黎元洪得154票,伍廷芳、段祺瑞、孙中山、康有为等各得数票。因无人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结果袁世凯得497票,黎元洪得162票,仍都未过四分之三。二轮投票后时间已过中午,议员饥肠辘辘,要求回家吃饭。但“公民团”将会场的前后门堵住,高声喝喊:“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不得不放弃消极抵制的念头,第三轮袁世凯得以507票当选。此消息传出会场,“公民团”,高呼大总统万岁后扬长而去。彼时已是晚上九时,议员们身心俱疲,仓皇离去。10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清宫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

袁世凯破坏共和第二步是镇压国民党、解散国会。1913年7月,袁世凯开始攻击国民党人是“预谋颠覆政府”的不良分子。就职正式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密令各省大兴“党案”,凡是侦知为国民党甚至怀疑为参加国民党者,格杀勿论。据《民国》杂志报道:“京师为杀人总汇,在未解散国民党以前,其逮捕议员,枪毙议员,及以嫌疑遇害者,不可胜计。”“凡国会议员、省会议员、自治会议员,平日稍有则目而语之嫌者,先后明杀暗害,悉使之家破人亡而后已。”在袁世凯的策动下,多地出现残杀国民党员的事件。11月4日,袁世凯干脆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国民党的出局导致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被迫停会。

袁世凯破坏共和第三步是修改《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1914年3月20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修订《临时约法大纲》要求。约法会议立即根据袁的旨意拟定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废除责任内阁制,实行总统制;总统有公布法律,提出法律议案,发布命令,制订管制、官规,任命官员、宣战、媾合、缔约、统帅全国海陆军,接受外国大使、宣布戒严等权力。“新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张到至高无上的程度。8月18日,参议员梁士诒等人又提出修改总统法案。12月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其主要内容为:“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参政院如认为有必要,现任大总统可以连任;大总统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等等。”这就实际上确定了大总统的终身制,且可传给子孙,基本与帝制无异了。

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最后一步是称帝。1915年7月之前,袁世凯虽有称帝之念,但心存顾虑。据记载,当时袁世凯曾与来北京打探风头的冯国璋有过一番谈话,袁语重心长地说:“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而余之大儿子克定,方在病中,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名士,三儿子更难以担任世务,余者均年极幼稚。余对于诸子,纵与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王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以吾子孙也!”在民意未清情况下,袁氏之言不能说完全出于虚娇。但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8月3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其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即帝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他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古德诺的文章去除了袁世凯称帝问题上的心理障碍,于是称帝之心愈发坚决。摸清了袁世凯的底细后,各省文武官员纷纷派代表进京,并组织公民请愿团,呼吁赞成帝制,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也混迹其中。10月28日,全国各地国民代表开始陆续举行国体投票,共1993票,完全赞同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举行会议起草推戴书,袁世凯假意推让。当天下午,参政院再次起草呈递推戴书。翌日,袁世凯表示勉强接受帝位,并发布咨文,其内容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事,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施,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也就是说,袁世凯称帝是为了迎合民意,并不是为出于一己私利。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帝制复辟。

曹锟贿选丑剧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系。除此之外,比较有实力的还有盘踞东北的奉系,自此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北京政府成为各大军阀竞相争夺的目标,而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武人自我标榜的招牌。1922年5月,直系战胜奉系,曹锟左右主张实行政变,赶走了总统徐世昌。1923年1月,曹锟派遣其心腹在京网罗议员,组织了十几个俱乐部,每位议员每月发放津贴二百元,另有“炭敬”、“冰敬”等明目,为大选做准备。

在曹锟压力下,内阁总理张绍曾被迫辞职,总统黎元洪出走天津。为了避免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曹锟加紧了与议员的幕后交易。经过奔走联络,共争取到了二百多名议员,商定事后送议长吴景濂40万元,议员每张选票5000元。“为了诱使议员出席会议,议员的岁费改为出席费。每出席一次议会,可支用50元,以每周两次会议计,与每月400元的岁费大体相当,多时则能拿到五六百元,而在上海的议员仅300元。”故此,一些上海的议员纷纷返回京津。9月8日,曹锟的贿选机关又规定“大选时的出席会议费为200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疗费200元。”9月11日,又将出席费用提高到500元。在金钱的诱使下,至9月23日,国会各政团议员超过600人。10月1日,曹锟令人发出通知,凡去者皆送支票一张。所签支票,据说达573张,每张五千至万元不等。

10月5日,大总统选举会如期举行。曹锟搬弄袁氏老套路,命令全城军警出动,实行戒严,凡议员进入会场者即不得自由出入。“因签到者不多,改为不定时开会。大选机关调集一百多辆汽车,分途迎请议员。至11时,签到者仍不过400余人,不足法定人数,只好又派出可靠议员分头拉同党或同乡议员,每人至少要拉来一个,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结果连有些患病议员也被强拉硬拽而来,下午一时多,签到者达593人。”于是开会投票,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当天,曹锟在北京正式就职。

据统计,“曹锟贿选共用款1356万元之巨,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会20万余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由于这批议员如猪仔一样可以用钱收买,故被成为“猪仔议员”,国会亦被称为“猪仔国会”。曹锟贿选成功,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

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苦寻救国之道。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劳永逸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路径。但实践却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相反却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深渊,历史呼唤更先进的政党与革命道路。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项建英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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