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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作者|韩毓海:5000年的文化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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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夏斌 2019-11-23 07:32
摘要:中国主要是靠人事和制度上的不断改革,方才应对了历史上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克服了客观条件上的种种瓶颈和不足

几年前,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开设了一门新课———“唐宋以来经典文献选读”。起初,听课者熙熙攘攘,挤了一屋子,可到了学期末,敢于参加考试的只有5人。

“北大学生的古文并不差,但倘若不读教材以外的书,这与王安石当年批评的机械记诵就没有区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难免存在障碍。”韩毓海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年轻人找回读书的初心,找回对历史的兴趣、对传统的尊重。

于是,继《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两部“现象级学术著作”之后,韩毓海又带来了新作《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变局与得失」

上书房:现在的书籍、文章似乎越“轻”越好、越活泼越畅销。写“大历史”,会不会担心读者不买账? 

韩毓海:大学的工作,一个是培养人的问题,一个是读书的问题。无论有没有人买账,这都是我的工作。

记得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发行过一种读书票,右边二字为“读书”,左边二字为“救国”。它形象地说明:近代以来,进步的中国人读书的目的,便是爱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国家,便是要解决“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

包括《龙兴》在内,我的书致力于讨论中华文明的使命和命运,当然也是老老实实向生活和实践学习的结果。我最在意的就是当代中国的青年,特别是得到在改革发展第一线工作的人能够喜欢、理解乃至批评。 

说到大历史观,首先是一个客观冷静看待问题的态度。中华文明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

客观自然条件上,我们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如茫茫昆仑、青藏高原、天山山脉以及东面浩瀚海洋等自然屏障。这对我们长期的和平发展,曾经是一个有利条件。但“胡焕庸线”等揭示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耕地短缺,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从大历史观之,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特别是走在世界前列,主要是靠人事、靠制度。

5000多年来,正是靠着人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我们才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文明发展的奇迹。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一旦有了长时段的文明比较视野,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现在,我们生活在物质比较充裕的时代,一些年轻人确实不太愿意了解5000多年的文明史、170多年的近代史、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史、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不重视研究我们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发展、变革。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找回读书的初心。

上书房:《龙兴》讲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透过种种变局,可以看到怎样的治理经验得失?

韩毓海:与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古老文明比较,中华文明很早就打掉了宗教统治。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治理中国的主要是士、门阀士族、士大夫官僚阶级这种世俗的力量。这是制度上一个极大的特点与优势。

从大的方面来看,秦汉唐的治理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宋明清的治理体系则是高度稳定性的。二者既有优点,也都有缺点。

简单地说,秦汉唐的治理主体是士和门阀士族,治理体系的优点是有活力,缺点是太有活力,放纵了既得利益集团;宋代以降的治理主体是士大夫官僚,治理体系的优点是稳定,缺点是太稳定,压抑了生产力发展,也压抑了人才。结果是,“秦汉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近代以来,面对传统治理的溃败,晚清的先行者大致分为几派:章太炎比较“书呆子”,觉得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所以要“排满革命”;康有为则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低效,因此要变法改良;孙中山“中外皆懂”,主张先通过革命解决治理者的问题,再通过改革解决治理体系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最大成就,一个是彻底解决治理者的问题,通过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形成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工作作风的先锋队;另一个是以土地革命建立了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公有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沿着这个脉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从广阔的世界视野与深邃的历史眼光,总结我们的制度优势。

只有把这个根本优势发挥好,才能实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跨越,完成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的“彻底的革命”。 

「古典与近世」

上书房:《龙兴》里提到,中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这一判断的理由何在?

韩毓海:倘若把自秦统一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截,那中唐时期确实称得上是一条分界线。

中唐之前,中国的发展方向是面向欧亚大陆,即立足于汉之武、昭、宣时代开拓经营的河西走廊,一路向西。中唐之后,随着东罗马帝国的日渐衰微、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陷入近千年的混乱期。在这一背景下,河西走廊不再是开放的前哨,生产力乃至人才资源开始转往东南沿海。 

有宋以来,中国王朝的首都都位于运河沿线,南宋更是把治理重心置于淮河以南。沿着大运河和南方良港,一系列商业城市发展起来。于是,立足于中国东南沿海,辐射东亚、东南亚的一个文明时代———“东洋的近世”真正形成

上书房:从欧亚大陆转向东亚和海洋,宋朝的作用是不是被低估了?

韩毓海:两宋以来近400年间,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基本上是中断的。由于丧失了这一重要发展空间,大量的生产力、人才和资本只能堆积在东南方向。这些能量如果没有出口,往往会通过暴力的方式发泄。这必然造成内部纷争与杀伐,使中国重回安史之乱乃至战国之乱。

面对挑战,宋朝致力于通过制度的调节,把内部能量逐步化解,以达到稳定的目的。其中的一大贡献就是,科举制度在宋代完全确立。正是科举制度,使郡县国家的治理者明确下来了,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士大夫官僚。治理者明确之后,所余的问题就是健全治理体系,以激励、约束作为“唯一治理者”的士大夫官僚阶层。 

但与此相伴,宋代以降,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清代都没有解决。同时,随着制度的日渐严密,制度从对生产力发展的“调节”开始一步步走向“阻碍”,其中一些重要因素延续到了辛亥革命。

故严复先生直言:中国之所以有今日之面貌,无论是好是坏,十之八九为宋代造成

「奏折与革新」

上书房:书中还提出,古代官员上书给皇帝的奏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宝贵的财富”。这一评价会不会太高了? 

韩毓海:中国的文章历来有“文笔之分”。诗词歌赋就是今天说的“文”,“笔”主要指奏章,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学问。今天,讲“文”的人很多,对“笔”的重视还很不够。我印象中,只有钱锺书先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读书人的主业就是国计民生。他们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笔端流露出的是对财经、政治、司法等国家治理话题的认真思考。可是,今天中文系往往讲的是小资情调,却对“理天下之众者在财、理天下之众者在法”之类不太在意。结果是,平日都是文艺腔;工作后,办文办会则是八股腔。这是非常遗憾的。 

上书房:众多奏折中,为何首推柳宗元的《封建论》?

韩毓海:唐宋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最能代表这种大转变的文献就是《封建论》。毛泽东同志对这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封建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表面上看,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制。但实际上,汉代杂糅了郡县与封国;魏晋时期,几个大家族,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至于唐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州县之外存在独立的兵府,很多节度使还子承父业,这是典型的“封建”。 

柳宗元认为,要使郡县制真正确立起来,除了“善制兵,谨择守”外,更重要的是要把税收、财权收归中央。为此,要突出“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的地位。这也是永贞革新的实质内容。

上书房:王安石也被您列入“奏折达人”行列,这与其“实干家”的标签是否有所冲突? 

韩毓海:列宁称赞王安石是“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为了变法,王安石给仁宗皇帝写了“万言书”。这一变法奏折,可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转变的先声。 

把行之有效的办法上升为制度,是一切改革的实质,包括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年,王安石变法针对的不是制度太松导致的社会不稳定,而是有宋以来机制僵化对治理能力的束缚问题,强调不能把“人才”和“改革者”都关进笼子里。这体现了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的深思熟虑。 

「“不能”与“不想”」

上书房:如果说“不能干事、不敢干事”属于制度僵化造成的问题,那“不想干事”的精神懈怠问题又该如何对症下药? 

韩毓海:对于这个问题,陆九渊有过一番思考。用他的话来说,做士大夫,做圣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 

在陆九渊之前,儒学大体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一种信仰。对当时的宋人来说,孔子已经是1000多年前的人物了。所以,面对儒家和孔子,至少有三个问题: 

第一,1000多年前的儒家怎样指导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过,但没有解决。 

第二,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在南宋已经制度化了的“儒教”? 

第三,追随圣贤,究竟是追随孔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格,追随他们反潮流的“狂狷”品质,还是仅仅做一个背诵他们语录的人? 

陆九渊的应对之策是做“简易功夫”。他将儒家思想概括为两个字———“亲民”。强调天下只有一事,就是民事,即老百姓的事;儒家思想归结于一事,就是“亲民”,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陆九渊认为,全心全意去“亲民”,把百姓事当成自己的事,是最大的超功利,是儒家的真理。如果说儒家也是一教,那它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为民的“亲民教”。 

上书房:陆九渊为何能抓住“亲民”这个主题?

韩毓海:陆九渊曾任荆门军知军。荆门位于江汉之间,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北方的军队一旦占领荆门、襄樊,即可挥师直下江南。自三国时代起,这里便成了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害。 

史料记载,陆九渊到任时,由于官员懈怠,加之财政困难,荆门这个关乎天下兴亡的战略枢纽,竟然连城墙都没有。于是,陆九渊发动民众,一起动手修建城池,“又郡学、贡院、客馆、官舍,众役并兴”。这一举措显著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进一步来看,陆九渊代表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向,特别是对待儒家传统的转向。他从内在道德法则出发,提出了治理者的激励约束问题,并把“亲民”作为一个考验标准。

为了探究真理,陆九渊与朱熹进行过多次坦诚的思想辩论。这开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学风,所谓改造作风、改造学风、改造文风,可谓朱陆之辩的深远历史意义

「“关门”与互鉴」

上书房:在厚重的历史面前,今天的研究者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韩毓海:同样作为研究者,我想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方向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世界观、方法论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二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同时,立足中华文明这块大地,还必须具备文明互鉴的视野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研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

三是全球治理问题。当前的一个任务是,如何把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现实生活中,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是研究自己,也要注重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与伊斯兰、斯拉夫、拉丁美洲、非洲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中,去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坦率地讲,从朱熹到乾嘉学派,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可谓不细致,但这是“关起门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在今天是不够的

上书房:作为一名畅销书的作者,您对普通读书人又有何建议?

韩毓海:在一个信息化时代,读书还是要有重点。其中,马克思的书是重点中的重点,这是因为“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1852年之后,当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马克思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他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出发,深刻思考了中华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很多读书人对马克思的原著读得比较少,关于马克思的知识往往是从教材甚至道听途说而来的。这构成了一个知识薄弱环节。 

此外,读书还要成系统。我前面说中国主要是靠人事和制度上的不断改革,方才应对了历史上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克服了客观条件上的种种瓶颈和不足,这也是吸纳了包括钱穆先生在内许多前人的观点。

因此,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必须系统熟读《商君书》《盐铁论》《陈六事疏》《读史方舆纪要》《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重要文件。

读了这些文章,就能对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的改革、革命有一个初步的理解与领会。

《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韩毓海 著 

中信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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