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帕米拉告诉我，她得了癌症。那时她才四十多岁，所以她得癌症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在通常情况下，作为朋友和医生，我会安慰她、鼓励她，并且尽自己所能帮助她面对病魔。

可是，帕米拉自己是一名医生，而且正是一位专门研究和治疗癌症的专家。

这个噩耗让我茫然失措，我唯一能做的是紧紧拥抱她，像安慰一个小孩一样，小心翼翼地抚摸她的后背。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所做科研工作时第一次遇见了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帕米拉。

帕米拉出生在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她中等身材，一头波浪般卷曲的金发随风飞舞。碧蓝的眼睛如晴空一般明净，常常会调皮地对着你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腮上两个酒窝似乎也会随着笑，整个人透出清新与单纯。她活泼的举止以及被太阳晒黑了的皮肤和有力的手脚，充满着一种生长在瑞士山区的姑娘所特有的健壮和质朴。

从第一次相遇后，帕米拉和我就一直是好朋友。她去了美国以后，我们虽然不经常见面，但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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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从她发病到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了解到帕米拉经历了艰难的“从医生到病人又回到医生”的人生旅程，我感叹万分。

2018年圣诞节前，帕米拉给我寄来了节日祝贺，同时也寄来了她将这段经历写成的一本书《扭转命运》。读完这本书以后，我拿起了笔，写下了这篇随笔。我选择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她的故事，而我本人甘愿当一名忠实的笔录者。

1. 几个可疑点

我这个人做事经常凭感觉，有时会没头没脑地想起做一件事。这是我一生的弱点，也是我人生的强处。

有一天，我突然对助手说：“请给我预约一个乳房X光检查。”

这位助手和我是老搭档，一起共事十多年，她也算是这方面的内行，觉得有些奇怪，就问我：“你上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记不清了，大概五到七年前吧！”

她马上说：“你还不到五十岁，按照我们这里的惯例，小于五十岁的妇女，只需要每十年检查一次。更何况你本人根本没有任何家庭史，好像现在还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复查。”

我笑着回答：“我当然知道这些，可是，自己的本能告诉我，多做一次检查有利无害。”

她只能无奈地回答：“好吧，我知道，你的本能一般都很灵的！那我就去帮你预约吧。”

几天后的星期一，我也就这么鬼使神差地去做了一次乳房X光检查。说实在的，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根本没有把这次检查当回事。

检查后的那个周末，我飞往迈阿密去参加一次专业会议，还在那个会议上作了一个学术报告。

在会议的间隙时间，我正坐在那里喝咖啡，手机突然响了。

我拿起电话，对方是我们医院放射科的一位医生，跟我很熟：“我们在这次乳房X光检查中发现了好几个可疑点！”

我们俩经常为了病人的检查结果而通话，所以我就跟往常一样，随口回答：“好的！你可以直接联系我的助手，让她通知病人再做一次乳房X光检查，同时也建议病人在可疑点组织进行穿刺，随后进行病理诊断。”

那位放射科的医生听到我的回答，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改变了语气，慢慢地强调说：“亲爱的帕米拉！我不知道你是否听明白我说的话，我刚才要说的是，我们在——你自己的——乳房X光检查中发现了好几个可疑点！我们建议你再做一次检查！”

我好像依然没有听懂她的话，随口回答：“你在开玩笑吧！我的乳房X光检查结果？这不可能！我还不到五十岁……”说到这里，我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开始理解她说的真正意义。

我心里十分明白，这些年在我治疗的病人中，有一些很年轻甚至还不到三十岁，所以年龄也许是概率因素，但并不是排除癌症的充足理由。

想到这里，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慌乱，似乎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手机的另一头，那位放射科的医生似乎完全理解我的慌乱心情，一声不吭，耐心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行医的这些年来，曾经接到过几百次类似的电话，以致自己可以不加思索，本能地安排病人所需的检查手续。我完全明白应该如何向病人解释，如何安慰病人，如何避免给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可是，这一次接到电话后，我好像找不出任何头绪，不知道自己该想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突然间，我感到除了急速的心跳声，四周的一片肃静，厚厚的积雪似乎又埋到了我的胸口……

那位放射科的医生好像能够想象我的处境，安慰地说：“其实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只发现了几个可疑点，尚未确诊，还无需着急。我建议你先在迈阿密开完会，周一你来上班时，别忘了带上你上次的检查结果，我们可以一起比较这两次的结果，然后共同商议以后的步骤。你觉得如何？”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手机里回答了她的问话，就直接把电话挂了。

那个周末，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去参加会议了，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

突然间又闪现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两年以后不在人世了，怎么办？然后不加思索，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就这样糊糊涂涂地度过了那个周末。

2. “耐心等待结果”，怎么可能？！

星期一，我很早就去上班，迫不及待地走到放射科，在那里重复了乳房X光检查，并且按照同事的建议，有的放矢地做了乳房Ｂ超检查。

我们一起比较了所有结果以后，一致认为：这次的结果绝非诊断有错，我的左乳房的检查结果正常，可是右乳房确实有几个很可疑的钙化白色斑点，这些斑点不大，但分散在右乳房的不同位置。

那位放射科的医生说：“现在唯一能够确诊的方法就是取样活检，然后作病理切片诊断。”

我明白，钙化白色斑点并不一定是癌症，但唯一的确诊方法就是取样活检。

这时，我的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由衷的害怕。

在思路慌乱之中，一种神奇的平静又一次闯入了脑海，我便毫不犹豫地问他们：“好吧！我们能不能马上就做取样活检？”

也许这就是当医生在自己医院做检查的唯一特权，他们马上给我安排了检查日程，一小时内就成功地在分散的钙化白色斑点上取了好多样本，并且马上送到了病理科。

行医这么多年来，我曾经几百次在病理切片的文件下面签过字，也习惯了如何详细地向病人解释所有的过程和可能的检查结果，并且也会理所当然地向他们解释：这种检查需要时间，一般要七天以后才能出结果，希望病人不要太着急，耐心等待结果。

可是，与往常不一样的是，我这次签署的是检查自己的文件，这次检查的结果是描写自己病情的病理报告。现在，当我自己作为病人，也在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地理会，对一位病人来说“不要太着急，耐心等待结果”近乎是一种十分荒谬的无稽之谈。

在等待结果的那七天里，我让助手尽力为自己安排很多门诊的预约日期，拼命地为病人看病，似乎想用工作和劳累来消磨时间，让等待的时间过得快一点。

行医这些年，我一直觉得，一旦得到恶性的检验结果，不管时间多紧迫，自己必须面对面地向病人解释化验结果，这样才是尊重病人，才能帮助病人面对化验结果。因此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定，不管病人如何着急，我绝不将恶性的检验结果通过电话告诉病人。

可是，在自己等待结果的那七天里，我似乎一直守在电脑旁边，希望得到通知结果的邮件。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定的这条规矩似乎有些荒谬，病人其实根本不在乎你用什么形式告诉他，他的唯一愿望就是尽早得到结果！

3.  噩耗袭来

艰难地熬过那个周末以后，星期一一大早我就去上班，迫不及待地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希望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检验报告，可是又失望了。

我实在熬不住了，就急迫地走到病理科，希望能在那里直接得到检验报告。

在医院工作，我时不时地会为了不让一个病人等待了太久，直接去病理科催他们出报告，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不过我们平时都习惯于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反而不熟悉对方姓什么。

我开门见山地问那里的工作人员：“嗨！你好！对不起，我们科上星期一做了一个病理切片，不知检验报告是否已经出来了？”

她认识我，所以毫不犹豫地看了一下身边的邮件箱：“噢，这里确实有一份病理检验报告，不过我们主治医生还没来得及签名。如果你急的话，你可以直接拿去，我会再打印一份，让他签字以后再传到你的办公室。”说着，她就顺手将这份报告交给了我。

我接过了报告，马上急着看《诊断结果》一栏……

在那一瞬间，我的眼光突然发直，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有点像丢了魂。

那位工作人员一看我的神色有些不对，大概也看到了别在我胸前的姓名牌，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张有关我本人的病理报告，一下急得快要哭出来了：“噢，我的天啊！我并不知道这是有关你本人的报告，而且更没想到你事先还没有得到任何口头通知。实在对不起，我真不该这么随便地、毫无准备地将病理报告交给你！”

我看了她一眼，不动声色地说：“没关系，你没做错。”说完就拿着病理报告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复阅读着病理报告的《诊断结果》一栏，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在5处发现了高度侵袭性乳腺导管原位癌，这是恶性肿瘤，建议立即进行进一步的手术探查。

4.我内心的恐惧

在这之前，我曾经阅读过很多乳腺癌病人的病史和诊断报告，也有很多晚期乳腺癌的病理报告。可是，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读的是描写自己病情的病理报告。虽然这里描写的是早期的原位癌（也就是说，开始癌变但尚未转移），不知怎么的，这次的病理报告似乎是用一种我完全不懂的外语写的天书，让我觉得不可置信。

于是，我开始咬文嚼字地去分析报告的错误，甚至寻找不同的专业理由来推翻其结论。

以前我经常遇到这么一些病人，每次复诊前他们都锲而不舍地在网上寻找很多资料，甚至特爱钻牛角尖，要求我解答许多对治疗无关痛痒的细节，并一再和我争论，希望我对此发表意见。那时，我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并且认为他们的这种执著于事无补，无疑是浪费时间。

现在，当我发现自己作为病人也在做同样的事的时候，才慢慢地明白，这种似乎有些“荒谬”的举措其实是为了努力造成一种假像，仿佛自己还有能力掌控大局，并以此来掩盖和躲避自己内心的恐惧。从这一点来看，我和其他病人一样，似乎都想由此得到一种内心的安慰，期待着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芒。

我十分明白，诊断报告中提到的“进一步的手术探查”就是建议用手术方法切除病灶，并且将切除的病灶继续作病理诊断，最终确定，乳腺导管原位癌到底有多大，是否已经被全部切除，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手术和治疗。

对我来说，乳腺癌是研究了很多年、十分熟悉的疾病，本人也已经陪伴、治疗过很多病人，可以算这方面的专家。我很明白，这种手术可以是局部切除病灶、保留完整乳房的手术，也可以是乳房整体切除手术。通常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我知道如何向病人解释、分析各种手术的利弊，到底做哪一种手术比较安全？还需要哪些辅助的治疗方法？我都会尽力帮助病人做出决定。

可是，当我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的时候，才开始发现，自己一直忽略了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当一个女性在决定做乳房切除手术的时候，她不仅仅会考虑病理、治疗、手术以及其它医学道理，她最在乎的可能是自己作为女性的外观标志和尊严。

我这个人以前很随意，从来没有太多考虑自己的女性外表，我的口号是：一切顺其自然！

可是，在决定是否要做乳房切除手术的时候，我第一次可怕地意识到，自己的女性外观标志很可能因此受到威胁，甚至可能因此完全丧失女性外观标志，由此而来，也就失去了自己作为女性在公共场合自由活动的自信心。

也就是说，不管你平时是否注意你的女性外表，当你要失去女性外观标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顺其自然的女性外观标志对你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懂得了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女性宁可失去生命，也决不愿意放弃自己女性外观标志以及由此而来的女性尊严！

5．快刀斩乱麻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想听听一位乳房外科同事的意见。

我直率地对他说：“假如你能暂时忘记我是你的同事，光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你会推荐我做什么手术？”

他看了我一眼：“那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啦！我以为你右乳房的病灶十分分散，不适合于做局部病灶切除的手术，所以我建议你右乳房整体切除，同时完全保留左乳房。”

我看了他一眼：“嗯！也就是说，即便我整体切除了右乳房，以后还是要担心左乳房是否随时可能病变，还是需要定期进行左乳房X光检查，还是有可能重复我现在面临的一切困难，对吗？”

他点头表示赞同。

我马上回答：“我不愿意提心吊胆地活着，时时都要担心左乳房可能病变，这完全不符合我的人生哲学。我希望能够一了百了，从此不用再去担忧。所以，我决定做左右乳房整体切除手术！”

我的回答让那位外科同事大吃一惊：“我没听错吧？你准备同时切除正常的左乳房？你一定要三思啊！”

我坚定地回答：“我以为，与其以后担惊受怕，还不如现在快刀斩乱麻，彻底切除病根！你放心吧，我不用三思，就这么定啦！”

我很明白，乳房切除后马上进行乳房再造已经成为现代治疗乳腺癌的常规，这么做有两个优点。首先是技术上的优点：马上进行乳房再造较为简易，负责再造的整形外科医生可以利用自然的皮肤来进行再造而无需与切除手术后形成的疤痕组织进行奋战。其次是病人心理上的优点：马上再造可以明显减少乳房切除后病人内在的自我残缺的心理创伤，进而改善手术后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平衡。最重要的是，近期研究也显示，乳房切除后马上再造并不会延误对癌症复发的诊断，更不会减低病人的存活率。

于是，我又预约了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跟他商讨如何进行左右乳房再造的美容整形手术。

我们见面以后，那位整形外科医生马上问我：“你对再造的乳房有什么具体想法和要求吗？”

我笑着回答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太多考虑自己的女性外表，本人也早就远离了青春期，所以不苛求再造的乳房要多么丰满，多么性感，我唯一的希望是，手术以后，我夏天可以穿着比基尼自由自在地在海滩上行走、游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特别注意。”

那位整形外科医生笑着回答我：“你说的是大实话！我曾经遇到很多病人，可你是我遇到的最直截了当的病人！我相信，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这个要求。”

于是，我们又继续讨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

未完待续……

作者：张卫奇，医学博士, 终身教授，现任德国明斯特大学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1980年到达前西德首都波恩大学攻读医学，1988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瑞典皇家卡罗林斯卡学院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与工作。2008年起任德国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2017年起被聘任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十几年来，他的团队与德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多次合作，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它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