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房装电梯，垃圾源头分类，老旧小区停车……在一座超大城市，这些家门口的事务，似乎都不算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小小一部电梯，或一个停车位，分量却往往极重，做起来也极难——它们涉及的利益诉求太多元，人们的观念碰撞也很激烈。

要让方方面面的人都满意，都认同，都能“劲往一处使”，这实在是太难了。

超大城市的基层治理，每一月、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处理这样的难题中向前行进着。来源于现实的难题常常让人不得其解，但很多时候，人们也有办法迎刃而解，只要找到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往往来自于基层社会中的一个“枢纽”；而能够承担——或者需要承担起这个枢纽职责的，往往就是基层社会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党组织。

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现实的折射与呼唤。

以基层党建带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上海探索20余年的课题。从上世纪90年代率先探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区管理体制，促进管理重心下移，到2014年针对“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出台新一轮基层治理改革措施，其间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正是“党建引领”。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社区公共治理领域能不断创造经验、破解繁难问题，最大程度凝聚多元力量的基层社区，往往有一个强有力的社区党组织，以及一批能干的社区干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决定了“党建引领”是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的特别属性所在。一旦引领成功，这也将成为一种特殊的制度优势所在。而能否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上有所作为，承担起领导核心、治理中枢和“战斗堡垒”的功能，能够集聚共识、凝聚人心、创造不同群体间的“最大公约数”，恰是对党的执政基础是否夯实、执政能力是否强大的具象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上海提出，要在超大城市治理上走出新路，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就在一个月前，他在上海考察工作时还特别指出，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做实基层，把每个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是总书记的明确要求。“质量”二字的指向很清楚：党建要提质、增效，才能上水平。这就需要在内核和实效上做文章。

基层社区，又是最为具体的场域。都说“基层最具体、基层最生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绝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就是要在那些最具体、最生动的方面，那些看似细枝末节、柴米油盐，却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与每个人的心头冷暖息息相关的事务上发挥作用。

这无疑是一件特别“实”的工作——有人想当然地以为，党建好像是“虚功”，是靠开开会、写写总结、报报材料就能对付的。这无论对于基层社区党建，还是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党建，都是天大的误会。

而怎样将党建工作做“实”、做“准”、做“到位”，正是时下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课题。上海这么多年的探索，有过各种首创案例，有许多未必叫作“模式”，但的确在相当范围内收获了实效，更可复制推广。

而各种各样的尝试探索，形式未必相似，但有一条内核是相近的，即在充分认识到社区是一个多元主体构成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让基层党组织“嵌入”到社区生活，配置以资源、空间、舞台，使之成为社区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一个“中枢”。

这个“中枢”，不是“所有的事我说了算”的中枢，而是一个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最大程度接近、说服和吸引社区群众，并推动各类相关主体分享资源、分享智慧、共同治理的一个中枢。这当然需要基层组织自身有很高的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至少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准确的自身定位，就像一位资深的居民区书记曾经说的，社区党组织要学会“站高一步、后退一步”——既能在思想和方向上引领，又不会大包大揽，而是充分尊重社区的群众首创。

其二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务，比如能不能帮助社区里的居民解决“急难愁”，或是在人们为了某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请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出“最优解”。

说白了，人们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评价，就看关键时刻能不能“站出来”。而基层党建的效果如何，常常就看其在基层治理中是不是“有用”，是不是恰到好处地发挥了作用。

“有用就有凝聚力”，这个判断也许太过直白，但在鲜活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很多时候，或许就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