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湖州市一名年仅6岁的小孩被狗咬伤，13天后就因狂犬病发作去世。这一悲剧，为层出不穷的恶狗咬人伤人、人狗矛盾事件添上了最新一例。

近几年来，因为饲养宠物狗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呈现频发高发态势。最常见的纠纷事由，包括邻里之间、小区内部居民之间，由于宠物噪音、粪便处理等问题引发的扰邻争端。更进一步的，就是宠物咬人、恶狗伤人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据媒体报道，仅江西省南昌市一地，每年就有超过3万人次被狗咬伤，还不包括郊区乡镇的统计数据。一些极端案例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例如，今年夏天，武汉一小区内两条大狗发狂，将怀抱在大人怀里的半岁宝宝叼走，大狗争抢中将宝宝头骨咬穿，导致宝宝要做开颅手术。类似的血淋淋惨剧，隔三差五就能在媒体报道中看到。

邻里之间因为宠物噪音、粪便扰民而引发的纠纷，目前很难通过法治化的途径得到解决，一般都是楼道积极分子或者居委会出面调解一下。调解无果的，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一些狗咬人、狗伤人事件，走法律途径都困难重重。

而因为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威胁，且一旦权益受到侵犯之后维权不易，一些人索性诉诸“私力救济”，对宠物狗和养狗人发起反击。前段时间，一篇题为《遛狗要拴绳，异烟肼倒逼中国养狗文明进步》的文章在网络上热传。“异烟肼可以灭犬”的意外发现，让很多憋屈多时的市民扬眉吐气。在一些城市里，有人开始付诸行动，把异烟肼塞在火腿肠里诱杀不拴绳的宠物狗。

从宠物粪便、噪音扰民所引发的矛盾纠纷开始，经过一系列环节的激化，最终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在伦理层面的对立和争论。围绕“能不能投放异烟肼”，网上出现针锋相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多时，让人很难看到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无独有偶，最近一起刑事案件的判决，同样引发了舆论的争论。日前，辽宁男子邹某因投放用氟乙酸类鼠药浸泡的毒鸡肝毒杀六只宠物犬，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此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舆论迅速跑偏，网友们讨论的不是邹某投放危险物质毒鸡肝的行为，而是“杀狗判三年冤不冤”。有些人认为，恶狗伤人甚至致人死亡，结果狗主人轻判，而人杀狗则重判三年，这样的法律规定有失公平。这种错误看法当然是缘于对法律规定和具体司法行为的无知和误解，但这种社会心态的背后，仍然可以看出一些人对于养狗行为缺乏法律约束的不满情绪。

从广义上看，每年围绕“玉林狗肉节”所爆发的巨大舆情，以及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爱狗人士与“仇狗人士”之间的冲突，都可以视为因为宠物饲养行为而引发的伦理困境。在这种伦理困境的背后，也可以看出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失去权威规范的指引，从而失去基本遵循，变得无所适从。

这些频繁发生的“涉狗舆情”，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事实。仅仅在1980年之前，政府部门对于宠物狗仍然采取禁养政策。其后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我国居民家庭饲养的宠物数量急剧上升。来自不同的行业咨询机构统计测算的数据都表明，目前我国居民家庭饲养的猫狗宠物大概在1亿只左右。饲养宠物家庭数接近6000万户，占全国家庭总量的近20%。这个迅速壮大的饲养宠物人群，以及庞大的宠物规模，在缺乏伦理指引和法律规范的情况下，给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设想，围绕宠物所引发的纠纷，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伦理对立，在短时间内都很难缓解，甚至有可能在某程程度上继续激化。在缺乏规范和约束的情况下，养狗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养虎为患”。

一起又一起血淋淋的教训甚至是生命代价，都在提醒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对饲养宠物行为建立伦理指引和法律规范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有关部门应该有所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