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这么一个段子，“老婆最近不知从哪里弄回一条小狗狗，她有事没事就拿钱给狗狗嗅，只到昨天我才发现老婆居心叵测，狗狗居然在老婆的带领下从我书房里翻出了我的私房钱！我发誓，这条小狗狗摊上大事了！”

玩笑归玩笑，事实归事实。最近，狗的确摊上事情了，其伤人新闻频繁爆出，并呈现出全国性的态势。异烟肼争议余波未平，上海青浦一小区内又发生悲剧：一名大学生饲养的狗惊吓到了另外一名女生，女生父亲在与大学生争执时，遭对方殴打，结果不幸死亡。

关于养狗的争议，正在从居住社区扩张到整个舆论场。不被牵绳的狗会不会伤人？万一感染狂犬病怎么办？踩到狗屎就不说了，而狗屎不被及时清理，公共卫生怎么办？……一个个问号，传递着无数人的担忧。

在相对主流的舆论场上，狗是要被治理的对象。但狗本身其实是无辜的。

说到底，狗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人的问题。

对于养狗所带来的问题，相关部门采取了措施。但采取规章制度或高科技手段以治理蛮横养狗，效果却不理想。伤人的事情还在发生，而因养狗存在的市民之争，并未因这些惨痛代价和生命教训而戛然停止。

最近就有这么一个互怼，说是业主怕狗伤人而集体发文，却被爱狗人士嚣张回应：怕狗去住别墅啊！可见，其实养狗与不养狗之间，分歧不是一般的大。还有，某市民在小区贴出告示：“如我被咬，则不要求赔偿，要让狗主人也被咬一口，不接受任何道歉”——你看，已经不是正常的交涉了。

问题是，这两个相持不下的群体，到底在争什么？

依我看，主要是两点：第一，养狗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养狗的人，将狗视若己出，当亲儿子那样宠，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有养狗的朋友告诉我，如今不仅可以打疫苗、看医生，你甚至可以带着爱犬上“早教”，相关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也有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法，说除了没有学区房，对狗的“教育投入”，其实跟人差不太多。

不养狗的人，当然是理解不了这种需求的。但对养狗的人来说，拒斥对这种需求的理解，同样是不可理喻的——小狗就像孩子一样，它也有喜怒哀乐，也有脾气和情绪，更有精神需求。凭什么狗的需求，就不是需求？

第二，是养狗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到公共安全。我觉得这是争议的重点所在。狗不会如人类一般运用理性，这就导致了当其性情突变时，或者兽类行为突然发生时而选择袭击他者，并对人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与不确定意义相同的“未知感”也带来了人们的恐惧和慌怕。

正如《克苏鲁的呼唤》里所说的：“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最古老而强烈的恐惧，则源自未知……”对于狗的不确定性所携带的未知，给人们带来焦虑和不安。这种不安还因为养狗会影响公共卫生和制造不必要的噪音。

为了确保安全和安心，有的人选择用治疗肺结核的药异烟肼毒杀狗，倒逼文明养狗，或直接捕杀狗。然而，残忍之外，这样的行为还在侵犯动物权利。何况对爱狗人士来说，伤狗与伤人本质上就没什么区别。

就此，二者形成了至今未休止的争议和纠缠。

说到底，这种争议，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部分狗的“不确定”和一部人“寻求确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已经似乎到了拔剑弩张的地步。某网友给邻居贴条言到：“这种狗就关起来绑起来，别怪我没警告过你，下次让我看到一次我就修理他，叫捕狗大队！”然后，狗主人的回应是：“如果你修理我的狗，我一定修理你！”这可是比“你有本事住别墅去”吓人多了。

怎么办？

显然，非理性的、情绪性的继续对抗无意于问题解决，而是要采取理性与协商式的对话，才能带来改观。

社会协商式对话是指“社会各阶层、各团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以及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就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或具体利益、具体意见，进行广泛充分的协商讨论”。

“养狗派”和“打狗派”能不能对话？其实未必不能。至少有几件事，是可以尝试着做的：

第一，通过协商，制定更加具体化一些的养狗规则。养不养狗，都有诉求，都有理由。两者协商出一个规则，就是为了使各自利益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畴内实现最大化，并取得最大公约数。比如说，社区可以出台一个严格的养狗规范，如违规则采取惩罚措施。这样的制度规范设定，要与政府出台的法律内容不相违背。养狗者有义务，诸如狗屎如何处理，犬类和数量，遛狗的绳子长度等等，都可以明文规定；而不养狗者也不能随意的伤害养狗者的利益，动辄灭狗、打狗这样的言辞，都是应被杜绝的。

第二，通过协商，确定狗在社区内的活动区域。有条件的社区，完全可以划定一片单独的区域让养狗者遛狗。这无异于将狗和人的相遇性进行分离，从而避免狗对小孩的“扑”，“咬伤”，也避免了人对狗的“刺激”。甚至可以建议开发商和物业应早些注意这个问题，而不必等到矛盾激化才去干预。

第三，通过协商，制定被狗伤的责任及其赔偿。如果是人去“故意”惹狗，比如突然发出尖叫，刺激狗的眼睛，摸狗等，当事人应该承担一定责任，而不能全部让养狗者背锅，不能说我是受害者我有理。明知道不可为却偏要去惹，去刺激，去撩狗，自己不担责吗？当然，这一点要取证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合理的责任分担，应该是个方向。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在狂犬病疫苗方面，要严格加强管理。假疫苗致狂犬病发作而死的案例，这两年没少出现。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是不容发生的。

由此来看，解决“狗的问题”至少需要四个主体同时发力——养狗者遵守规范，不养狗者也要遵守规范，社区需要制定条例和提供空间，政府需要加强医药监管和制度设计。而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的协商。

只有通过协商，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方案，才可以让这种人的安全和狗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博弈降低到最小，从而在维护人的安全之下进行养狗。这或许也是避免网络上发生争议，现实中发生悲剧的最佳方法。当然，基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维度，如果两者互不违背，则都应得到尊重。“养狗派”要注意的是规范性和公共利益，而“打狗派”要注意的是尊重他人私有财产和利益诉求。

此处，不妨送上一句话，富兰克林曾说：“希望被人爱的人，首先要爱别人，同时要使自己可爱。”

看这句话，讲了人的问题，也适用于狗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回到了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