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戏剧创作与戏剧理论建构名世的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1611-1680），事实上也是一个颇有启蒙思想的人，但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启蒙思想是李渔精神世界中至为核心的一个方面； 不揭示此，就不足以真正理解李渔。李渔在世时，被视为“俳优”；在鲁迅笔下，他是一个“帮闲”。但无论是“俳优”还是“帮闲”，只是李渔个性的一个方面，是他入清后为生存与享乐扭曲自己真性情而造成的，并不代表他人格的全部。李渔在《胡上舍以金赠我报之以言》一诗中自道“外卑而内崇”，其《赠吴玉绳》诗又说“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因此，当李渔摒弃世俗的羁绊，不避疏狂，如其《一剪梅•述怀》词中所云，以其“傲骨犯时嗔”时，就个性焕发，彰显其强烈的怀疑精神与独立的批判品格，迸发出石破天惊、至为可贵的启蒙思想。

所谓启蒙，简言之，就是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与科学理性，反对封建传统思想与宗教的束缚，摆脱愚昧与迷信，传播新知识与真知识，倡导思想自由与人的个性发展等。李渔在当时固然不知何为“启蒙”，然其思想的若干重要方面，以现代眼光观照，实深契启蒙要义。

反对凡事必“依傍圣贤”

李渔生活在封建专制盛行的时代，却决不作思想史上的“凡是派”；相反，他以世所罕见的勇气，像尼采所主张的“重估一切价值”那样，重新审视、批判封建社会中被目为至高无上的“圣贤”与“经典”。

李渔在《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批评后人对魏徵评价不公时写道：“后人明知其（按：指魏徵）是而强欲非之，不过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凡有意同于圣贤而词别于经史者，即呼为叛道离经”，进而惊世骇俗地写道：“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童蒙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渔不但认为“名理”，或者说真理，未必尽出“圣贤”之口，进而在《读史志愤》一诗中指出“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严厉诛讨世俗的“功必归圣贤，过则委愚昧”，并在《论赵普之谏太祖》一文中嘲讽“拘儒”：“须是印板刊定之事，方为所取，苟无成样，未有不为所弃者也。可笑哉！”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酣畅淋漓、一针见血地怀疑并否定一味“依傍圣贤”之不足为据，甚至了无讳饰地指出“圣贤不无过”，并讥刺“拘儒”论事之刻板，而肯定普通百姓的思想与智慧，鲜有论者，诚能启愚立懦，大有弘扬思想自由与张扬人的个性之伟大价值。

作为此种反对凡事必“依傍圣贤”的具体实践，李渔对元以来在封建统治者那里有极高地位的朱熹的有关论述，决不盲从，而有极为直率的批评。一方面，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朱熹有关注解《孟子》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以朱熹为首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并不迷信。李渔《论刘知远先正位后兴师》一文直言不讳地写道：“《纲目》之文，亦有可以为法而实不可以为法者。”张蓼匪于此有评云：“其（按：李渔）于朱子《纲目》，尚多谔谔之词，况其他乎？”在《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中，李渔甚至说：“由是观之，《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王宓草因此在评点李渔的此类文字时，谓其“石破天惊，轰雷四起”，不失为知人之言。 凡此，无不昭示李渔令世人为之震惊的颇具战斗性的启蒙思想，犹如李贽之“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之出现在晚明思想界。

休咎不在物在人

李渔既对现实世界中的“神话”——“圣贤”与“经典”——决不盲从，多有批判，他对另一个虚幻世界的“神话”——当时社会盛行的鬼神信仰与命定论——同样深表怀疑，并给予猛烈的抨击，发表过不少振聋发聩的精辟见解，这是李渔石破天惊启蒙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李渔之不信鬼神，最典型的例子是崇祯二年父亲去世后，写了一篇《回煞辩》，斥责“回煞”之说的不可信。“回煞”，就是指人死之后，化作凶神恶煞，于某个日子回家，活着的人当举家徙宅躲避，是谓“趋凶避吉”，否则必有灾难。这大抵是殷俗尚鬼、士大夫欲神生死之事而形成的一种迷信，但当时兰溪乡民奉之若神。

《回煞辩》中李渔自道“生平恶闻影响之谈，于妖邪惑众之事，必辟之是力”，因此据理反驳，将那位“日者”，即劝李渔当于某日离家以避“煞神”的占候卜筮者，批得体无完肤。惟是之故，李渔《问病答》一诗亦云：“予为孔子徒，敬神而远之。奥灶两无媚，长谢为君辞”，明确表达就是生病了，也要放弃向鬼神祈禳，表示对鬼神的不迷信。

其《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一文也认为“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鸣其哀耳”。李渔之为五显岭庙写的对联，则对此更有精粹之表述：“善者敬神，恶者畏鬼，究竟都非异物，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一语，颇同他在小说《夏宜楼》中所说的“从来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要之，李渔之谓“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从来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等，无不是用极为晓畅明白的话，却说出了对鬼神的深刻认识，对世俗迷信的愤懑，若醍醐灌顶，唤醒世人，皆为精警不刊的经典之论，彰显非凡的启蒙精神。

李渔诚然不信鬼神，那么，他是否相信“命定”？李渔诗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之所以不能中举，是因为“命”不好。《榜后柬同时下第者》云：“才亦犹人命不遭。”《清明日扫先慈墓》云：“一命无荣子不才。”如果李渔真的信“命”，那就难以解释他果真不信鬼神。在笔者看来，李渔之谓 “命不遭”等，其实只是托词，借此发泄他对于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不公正的愤怒。当李渔比较理性地思考“命”的时候，他是不信“命”的。李渔在《乌鹊吉凶辩》中就明确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灾异鲜凶，不善遇麟凤非瑞”。与此相关，李渔也不信“数（天数）”、“上帝”、“天命”等。在《论李广数奇》一文中，李渔就认为“广之死，非死于数，乃死于武帝诫青之一言”；其《月蚀》一诗甚至谓“上帝犹藉力，何况居人间”，则上帝也不是万能的；而《论宋太祖之得天下》一文指出改朝换代真正仰仗的，也是人力而非天命。

要而言之，李渔既激烈地反对鬼神信仰，也痛斥命定论。至为可贵的是，李渔十分深刻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即人的因素第一，这既是一种颇具科学理性的唯物论思想，同时无疑也是一种极富于启蒙精神的进步的人学思想。

二十一史为何存疑

李渔在《笠翁别集》之《弁言》中说：“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他在《读史志愤》中则写道：“一部廿一史，谤声如鼎沸。不特毁者怨，誉者亦滋愧。”此诗还有一小序：“此予《论古》（按：即《笠翁别集》）一书所由作也。”李渔认为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可见是他十分确凿的一贯的看法。

在中国现代，惟有梁启超、鲁迅与毛泽东等少数杰出的学者、思想家与政治家，方有此卓识。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同样高屋建瓴地指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梁启超与鲁迅皆认为二十四史并非都是真的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已，这实际上指出了二十四史的多有不可信。芦荻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一文中叙述毛泽东评论二十四史的话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李渔时代只有二十一史，但他第一个目光如炬地揭示中国古代正史的真面目，不独是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启蒙意义；如果我们联系李渔《笠翁别集》的写作缘由，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李渔在《笠翁别集》之《弁言》中说：“读古人书，听人论古事，有迹涉荒唐、情背谬于义理、不能取信于五尺之童者，而老生宿儒，皆推心置腹，借信之不已”，“盖宋儒非他，皆工于信史者也”。李渔所说的“老生宿儒”，主要就是指“宋儒”。李渔因此要替古人翻案，并说自己“所论议，大约合于宋人者少，而相为犄角者众”。前述李渔对朱熹之《纲目》“尚多谔谔之词”，他之作《笠翁别集》，在一定程度上，不妨说正是针对宋儒而发，这自然也包括朱熹；而人们在那样的时代，诚如朱彝尊在《道传录序》中所说“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

李渔则不然，他鼓吹凡事“不必尽准于古”（见《兰溪县志》），认为“若谓古人在在堪师，语语足法，吾不信也”（李渔《窥词管见》第四则），其《论尧让天下于许由，汤让天下于卞随、务光》一文甚至认为尧、舜时之世风“未必上于今日”。作为此种怀疑精神的积久沉淀与高度升华，《不登高赋》中自道“好与古战”的李渔，因此敢于挑战权威，不迷信正史记载，通过仔细研读，颠覆性地道出了二十一史的真面目，令人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无疑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

李渔之能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思想，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他能够一空依傍，不拘格套，富于独立思考。李渔《<一家言>释义》（即自序）有云：“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摹仿、希翼于其中也。”可见李渔在其内心深处真正崇尚独的是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

其次，这也与明代中后期知识界出现怀疑主义思潮不无关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有云：“明代中后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给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风气”，“人们趋向于怀疑主义的思路，原本统一的意识形态被各种怀疑态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知识阶层逐渐建构了相当宽松的言论空间”。

李渔的思想中明显地有王阳明“心学”与王学左派李贽“童心说”的印记。王阳明与李贽无不富于怀疑精神而崇尚思想自由，深具批判品格。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就主张“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而李贽《童心说》则鼓吹“童心”，其要义皆是据“心”来定是非，不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亦谓“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足见其亦步亦趋。

另者，李渔勤奋读书，“博物洽闻”（王仕云《笠翁别集》之《叙》）。凡此，与前述显示李渔傲骨的“疏纵”、“披猖”本性结合起来， 因此他才能“观人有别眼，论事有别见，行文有别肠”（李渔《论唐太宗殿庭教射》一文后张蓼匪之评点），勇于质疑，敢于批判，拥有如黑夜中闪电般抨击社会、洞见历史真相的石破天惊的启蒙思想。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