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格伦（Glen），还是在1990年的初夏。

那日傍晚，一场倾盆大雨直泻上海西区。我被困在百货公司内，也只有闲逛店铺打发时光了。经过日用品部时，忽见一位中老年洋人男子，他正吃力地与女营业员连说带比划，显然双方都在“鸡同鸭讲”。

那时我的英文口语并不灵光，也只有装胖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急急巴巴充当起翻译。原来，他想买一种能够去头皮屑的洗发精，他的要求得到了圆满解决后，握着我的手道谢，并把我拉到一边攀谈起来。

他高高瘦瘦的，还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普通的T恤衫，但透过镜片的眼神散发出睿智之光，颇有学者风度。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来上海的一所大学教英语和历史。他说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两年前第一次来访上海，就喜欢上了这个东方巴黎。他目前只会说几个中文单词，正在努力学中文。当他得知我也是大学老师时，情不自禁地给了我一个拥抱。那一瞬间，我俩的内心距离似乎缩小了。

雨过天晴，空气变得清新起来，顿时感觉没有那么闷热了。格伦从背包里掏出小本子，很认真地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并握手说再见。瞧他骑着自行车的背影慢慢离去，我内心嘀咕起来：你我萍水相逢一场，说是再见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而已，也是美国人待人豪爽的作风使然，十之八九是不会再见的。

万万没想到，三天后真的接到了格伦的电话，约我去刚落成的扬子江大酒店大堂，他说想用钢琴声与我做一次冗长的交谈。事实上，我对西洋音乐并不在行，只知皮毛而已，出于礼节也只有硬着头皮赴约了。

那天在弹奏之前，他先给我普及了钢琴奏鸣曲的基本知识，然后用一张纸写上他今天弹奏名曲的顺序，包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肖邦的《第三钢琴奏鸣曲》等等。他那琴声确实有震撼力，优美而动人，吸引了不少来往的客人驻足观赏。我更钦佩的是他带着满腔激情，似乎在用整个身心在弹奏。

以后又有好几次，他邀请我到他所住的学校专家楼访问。我们边喝茶边交谈，有时也会来一点儿啤酒，讲不完的美国文化，说不停的上海风情。从此，我俩就真的成了朋友。

8月底，格伦将打道回府，继续在美国的教职。那个清晨，天空阴沉沉的，仿佛不想让他离开上海。不少朋友和学生为他辞行，有送他大包小包礼物的，有热情为他叫出租车的，而我只是送了一方他的中英文姓名印章，由行家唐之鸣兄所刻。他当面打开礼盒，惊喜地拥抱着我，并且咬耳朵说: “在上海，你是唯一没谈起需要我任何帮助的人，但我希望你能去美国攻读博士，需要帮助的话，就跟我联系。”

他悄悄地把事先写好的小纸条塞到我手上，我接过一看，上面有他的美国住址和电话号码，我内心感激不已，但表面上却镇静地说: “如果我到了美国，一定到府上听你弹钢琴。”

格伦回美国了，我还真有点儿失落，起码缺少了一个练英文口语的人。就把他当成一个“圣诞朋友”吧，到年底最多发发贺年卡而已。两个月后，命运将我抛到了美国的隔邻加拿大。由于大学的心理学研究课题十分繁忙，我根本没有空闲想起与格伦联络。

圣诞节前一天的平安夜，家父转来了格伦寄往上海的贺年卡。这才提醒我，我还有这样一个美国朋友。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得知我已在加拿大，高兴得简直发疯一般，大声地叫喊我的英文名字Bob。为了节省我的长途电话费，他马上叫我挂断电话。他再打来后，两人聊了足足一个小时，收线前他说一定安排时间来加拿大看我。

翌年春天，那日阳光格外明媚。格伦趁学校放春假，真的从俄州的州府哥伦布独自驾车来多伦多了。两地相距700 多公里，一路不停地开车也要7个多小时，通常要停歇两次，总共要花8个多小时，再说那时也没有GPS导航，完全靠一张地图认路，对一个年近60岁的人来说，不得不说有点辛苦。

见面时彼此都有“他乡遇故知”的兴奋，他的那个“熊抱”真使我喘不过气来，至今难以忘却。他几乎噙着泪花，埋怨道: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已到了北美洲？”

望着他这般雀跃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来看我了？”

“友谊地久天长！苏格兰民歌不是这样说的吗？”他笑呵呵地说。

格伦硬拉着我和他一起住酒店，当晚他就奏了一首《二泉映月》给我听，是用钢琴弹的。他已经能够讲简单的中文句子了，看来下了不少死功夫。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美国人会对中国文化、艺术如此走火入魔。

在市中心的伊顿中心电影院，他请我看了一场好莱坞电影，这也是我抵加拿大后观看的第一场电影。这里的票价不菲，没想到竟是一个美国人千里迢迢地跑来第三国请客，令我终身难忘！

徜徉在美丽的安大略湖畔，我们边观赏海鸥戏水，边进行轻松的交谈。格伦也是第一次向我披露了自己的私生活，一对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但几年前与相爱多年的太太分手了，主要原因是太太更年期后脾气越来越暴躁，实在难以忍受，但他内心至今还隐隐作痛，我劝他再寻觅另一半欢度晚年，也许可以考虑找一个文雅的东方女性，他笑着说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年龄，在上海时曾有朋友物色过对象，但交往后感到并不合适，一切随缘吧。

格伦知道我目下在印刷公司打工，情绪有点儿低落，语重心长地劝说: “你刚来不久，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是正常的，咬紧牙关，就会战胜短暂的困难，迎接新的生活。一旦你有了汽车之后，才会真正喜欢上北美洲。我也是第一次来多伦多，但我已经喜欢上这个温柔的城市了，这里干净、安全，比纽约感觉好多了。”

他还一本正经地指出，移民是一次灵魂和肉体的脱胎换骨，根据大量研究表明，一个从零开始的人飘泊到新的国度，如果能在5年内重塑昔日的辉煌，那是值得移民的；反之，就该打起包袱回老家。

临别那天，格伦久久不想离去，只是死死地握着我的手不放，再三重复叫我打工不要太累，因为一切刚刚开始。福特车启动后，他又摇下玻璃窗，大声说：“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这是美国名著《飘》的结尾，早已成了东西方的励志名言，我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使劲点头，挥一挥手，与他作最后的惜别。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与格伦的友情也与日俱增。我们时常通电话，他给了我不少精神上的鼓励，使我尽快适应北美的文化和生活。在他鼓励下，我在找工作时采取骑驴找马的策略，不同時期投出多份求职申请。

1993年的春天，也就是我来到加拿大两年半，我终于如愿以偿，应聘到一家大型中文日报担任全职新闻编辑，电话那头的格伦得知后好像中了大奖，比我还兴奋，他说我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找到与国内相同水平的工作，作为一个文科生实属不易，值得举杯庆贺……

有一年的冬天，格伦来电话说医生怀疑他患了淋巴癌。这叫我如何安宁呢？每天从睡梦中醒来，我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祈祷── 一个深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

就在那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我接到了格伦的电话，他说医生最后诊断他得的不是癌症，最近只是做了一个小手术，目下正在逐步康复之中。听到佳音从天而降，我对着话筒放声大喊：“格伦，老天会保佑你的!”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