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浦东开发开放是党中央与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向全世界表明我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路线。同时，从国内改革开放的空间格局来看，浦东开发开放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由南向北发展，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城市转型发展，促进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角色从“后卫”到“先行者”的转变，也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起飞与发展，也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促使其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8年来，浦东开发开放以艰苦创业的历程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浦东开发开放与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关系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基于谨慎探索和稳步推进的原则，改革开放经历一个由浅入深，从简到繁的过程。八十年代后期的改革仅仅完成了生活资料和一部分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在遭遇停顿之后，直到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带来了全方位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后才得以继续。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人才市场的建立，土地和房产实行完全市场化在浦东新区最早实行。因此，浦东开发在起步时就瞄准了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由此把要素市场建设放到了浦东开发开放最重要议事日程之上。

浦东开放本身在中国渐进式开放进程中也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浦东开放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只是面向港澳台，主要在制造业领域采取“三来一补”的合资合作方式，开放地域有限，开放产业层次更低。浦东开放后，地域上采取以日美欧为主，产业上把逐渐从引进家用电器等中端产业上升到通信电子、仪器装备、汽车以及高技术产业点，还从制造业领域扩展到商业、金融、保险、证券等现代服务业。

浦东开发开放过程本身具有渐进式的推进路径。浦东开发开放涉及的改革开放事项包括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的构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开放、财税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政府职能转变的阶段性路径、国资国企改革的逐渐深化、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特点等，无不是渐进式推进的经典佳作。

浦东开发开放与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

浦东开发开放在沿海开放中具有重要作用。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与从1980年建立的5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开辟的经济开放区一起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这些对外开放地区，由于实行不同优惠政策，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窗口和对内辐射作用。同时，浦东开放还催生了我国沿海保税经济的蓬勃成长，把港口吞吐、运输物流、出口加工、进口贸易、转口及离岸贸易等原本不同的业务整合成一条产业链，对我国大规模、高效率参与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的竞争及合作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浦东开发开放对于国家级新区布局支持和贡献巨大。作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浦东不断探索特殊政策和管理体制，在外商投资、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为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积累了经验，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发挥了对全国的示范作用。

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支撑。浦东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主战场，抓好“四个叠加”——自贸试验区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叠加、自贸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叠加、自贸试验区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叠加、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人才创新试验区叠加，成为浦东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浦东开发开放与国家战略先行先试的关系

浦东在体制创新上先行先试。浦东凭借敢闯敢试的冲劲，尊重客观规律，把握趋势变化，冲破思想观念束缚，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在全国全市发展的大格局中思考谋划，以宽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

浦东在经贸规则上先行先试。浦东经历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初步发展、拓展、转型探索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贸区，初步形成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发展软环境。

浦东在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浦东以创建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现代国际贸易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探索实施服务业税制改革试点等为重点，率先探索形成符合国际惯例、有效促进功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率先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适应国际大都市特大城区发展要求，建立扁平高效的新型区域管理体制；完善开发区体制，形成联动发展机制；逐步推进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探索改进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的新社会管理制度等。

浦东开发开放与国家战略率先突破的关系

浦东在特大城市边缘新城建设方面率先突破。浦东新区的建立提升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能级，不但明确新区建设要带动老城改造，还明确新区城市布局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概念，进一步提出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区建设普遍强调规划先行，注重环境、形态和功能的紧密结合等新理念，以及不断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手段，为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现的城市建设热潮以及城市面貌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浦东在园区建设方面率先突破。浦东围绕发展金融、贸易、科技创新等功能，最早规划建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开发区，成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功能载体。

浦东在利用外资方面率先突破。围绕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目标，浦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浦东引进的外资企业中，绝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属于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浦东开发开放与国家战略融合联动的关系

浦东开发开放与金融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联动推进。陆家嘴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金融产业优势，新一轮“金改51条”出台后，进一步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有力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浦东开发开放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相互促进。浦东开发开放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展开锤炼了上海，让上海在国家战略下具有特别的资源整合能力；而“一带一路”战略的丰富性、复杂性、艰巨性，需要政府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具体服务功能上，浦东金融创新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科创中心建设支持自主技术和品牌创新“走出去”；自贸区建设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形成宽广度、差异化、全谱系制度创新产品体系；价值链优势将国内产业链向外延伸，建立跨国产业链。

浦东开发开放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相辅相成。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下，先是上海呈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高速、高质和高效发展格局。在江苏，从苏锡常到南京，在浙江，从杭嘉湖到宁波、温州，出现了一系列呈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城市及区域。安徽也适时提出呼应浦东开发的浣江战略，推动沿长江的芜湖、安庆、铜陵等地区及时接受东部辐射和产业转移，实现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轮快速发展。从整个长江流域看，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都顺应了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动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对华投资出现热潮的机会，经济总量和结构都得到明显的提升和改善。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专栏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