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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1940年7月30日:崇明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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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李迅 2018-07-30 14:00
摘要:1940年7月30日,侵华日军在崇明竖河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烧杀,120余崇明同胞惨遭杀戮。

宝岛崇明,游人众多。但与其他游客有所不同,笔者特别前往了位于崇明岛中部的竖新镇,瞻仰了日军竖河镇大烧杀遗址及遇难同胞纪念馆。去的那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好像在祭奠死难百余位同胞的亡魂。我想起了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竖河镇大烧杀。

 

遇难同胞纪念碑

 

笔者沿崇明县竖新镇的直河西岸一直向北行驶,穿过竖河镇桥,在河东岸竖河村的一座铁塔边,静静地坐落着一座用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的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侵华日军竖河镇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的字样,落款是“崇明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纪念碑的后面,镌刻着“竖河镇大烧杀事略”,碑文记述着同军侵华期间在崇明竖河镇犯下的滔天罪行,述说着侵略者铁蹄下遇难同胞的苦难。1940年7月30日,侵华日军在崇明竖河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烧杀,120余崇明同胞惨遭杀戮。

 

据史料记载,这一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清晨,一队侵华日军突然包围竖河镇(现竖新镇),将赶集百姓及镇上居民200余人驱赶至城隍庙内,在四周架起机枪,威逼交出抗日游击队。群众以沉默反抗。日寇恼怒,下令用刺刀戕杀,继之用机枪扫射,一个个手无寸铁的无辜同胞顷刻倒在血泊之中。残暴的侵略者还用刺刀逐一反复捅刺倒地者,接着又搬来干柴,用燃烧弹放火焚烧,庙内一片火海。

 

竖河大烧杀历史照片

 

庙内百人遇难,庙外千家受害。就在侵略者血洗古庙的同时,竖河镇的大烧杀也在疯狂进行。鬼子从东到西在整条街的房子上依次打上硫磺弹,侵略者的魔爪点燃了罪恶的火种,一条方圆几十里人们世世代代赖以食宿谋生的街市顿成火海。从7月30日起,在竖河镇入烧杀开始后的几天内,日军在西至二条竖河、东至汲浜镇近百里路沿线上疯狂烧杀。日军竖河镇大烧杀一案惨绝人寰,计有120余名同胞惨死,其中年龄最大的为80岁的龚银老人,最小的为年仅4岁的小女孩沈玉兰,40余人受伤,百余家商店及1400余间房屋被毁。

 

为了纪念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1995年8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的崇明县人民政府在日军大烧杀遗址上建立了侵略日军竖河镇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镌刻侵华日军血腥暴行,悼念遇难同胞。

 

2015年7月30日,当时的崇明县政府又在原址建成了日军竖河镇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馆位于竖新镇跃进村10队(原跃进中学内),展厅面积235平方米。由“序厅”、“全国战火点燃”、“崇明抗战”、“竖河大烧杀”、“抗战胜利”、“尾厅”等六部分组成,展示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实物,采用浮雕、场景模拟、幻影成像、多媒体视频、沙盘复原等表现形式,真实展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崇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崇明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的史实。

 

侵略崇明的日军

 

累累血债不能白白消逝。据笔者查阅到《崇明县志》等一些解放后公布的材料反映,1947年,原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法官叶在增曾来到崇明堡镇调查“竖河镇大烧杀”的情况,许多受害者家属一大早赶到堡镇,血泪控诉日军在1940年7月30日犯下的暴行,受害者家属随后起诉肇事凶手。1947年11月8日上海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次年宣判,大烧杀刽子手,原日军堡镇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被判处死刑。而10年后,1958年,新中国的崇明县政府对竖河大烧杀涉案人物还进行过公判,充当日军翻译的金顺生也被判处死刑。

 

纪念馆除了展示日军的暴行,还通过许多照片和实物,反映了抗日战争期间崇明人民奋起抗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应该说,自1938年3月18日侵沪日军占领崇明岛后。岛上的抗日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而且逐渐从自发的、分散的,发展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笔者通过参观纪念馆,以及查阅了一些资料如《上海军事志》等记载,崇明新河民众学校校长沈鼎立最早1938年从罗店、大场组织来几十支枪,组织了几十名爱国青年,携带一部分武器到苏北启东二厂,加入了由共产党员瞿犊领导的游击队,正式成立了抗日中队。不久,经茅埕、瞿犊研究决定由沈鼎立率部分武装返回崇明,开辟抗日根据地。沈回崇明后仅两个多月时间就组织了两个连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

 

当年,瞿犊同志率领30名短枪队员从启东返到崇明,首先组织了救国会和青年锄奸团。上级党为了加强对崇明游击武装的领导于夏末秋初,又派王进来崇明与瞿犊一起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他们汇合沈鼎立、金有祥等的抗日武装,于当年秋正式建立了崇明游击队总队部,王进为党代表,瞿犊为参谋长,队员达700余人。游击队编为1个大队,沈鼎立任大队长:金有祥任大队副。总队部成立后,首先消灭了盘踞在向化、汐浜一带的张阿六、陆安石等土匪武装及不少日本侵略军。

 

在启东、崇明一线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东南行署主任王澄

 

1939年1月10日晚,王进、瞿犊及4名警卫员从顽军江苏省常备第十旅驻地江隆返回途中,在合兴镇附近被该旅旅长孙信符密使土匪张能忍杀害。在王、瞿被害同时,总队部也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一部分人员被打散,其余人员回到崇明,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王进、瞿犊同志牺牲后,1939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茅埕同志到崇明,将分散在各区的武装重新组织起来。8月间,上级党又派韩念龙、陈国权同志到崇明,建立了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陈国权为书记。同时,从延安和新四军皖南军部及上海抽调大批工人、干部、学生充实崇明游击力量,组建了崇明县抗日自卫总队,下辖两个大队,总共400余人,由茅埕任副总队长(总队长由崇明县县长郑枢俊兼),一大队大队长施鼎新、大队副金有祥,二大队大队长沈鼎立、大队副王松年,每个大队下辖3个中队。不久,总队部又设政训处,韩念龙任主任。整编后,游击队不断采取小股袭击敌人方法,破坏公路、割断电线,使日本侵略军惶隍不安。

 

之后,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总队撤往江北,一、二大队的大部分于8月中旬从崇明来郎港口撤往唐东南阳村,尔后,韩念龙和特务中队部分人员也到海门。北撤部队在久隆镇汇合。10月份,根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总队整编为“崇、启、海常备旅”,茅埕任旅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留在崇明的一部分武装,以秘密隐蔽为主,开展小型武装斗争,为加强领导,上级党组织又派陈伯明同志到崇明工作,1942年重建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陈伯明为书记。之后,又组织成400多人的崇明警卫团,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直到日本投降。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图片编辑:邵竞
本文图片:作者提供
题图说明: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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