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五下午，对于边海芳来说，都有雷打不动的重要安排。

11:30，她从静安区的家里准时出发；12:30，她到达浦东新区即墨路的东方医院。她直奔3楼“义工之家”， 换上轻便合脚的布鞋，穿上醒目的蓝色志愿者马甲，开始为志愿服务做准备； 12:50，等候在3楼分组候诊区；13：00，微笑地走向佩戴“Smile”标识的聋人患者……

她专门为患者中的聋人提供帮助，用手语向他们询问病情，再翻译给医生听，然后陪着他们诊疗、拿药、预约下次就医时间……全国各地的聋人，都会慕名到这个助聋门诊就诊，这意味着边海芳的每一个周末下午，都忙碌无比。

出生在特殊家庭的她，深知“寻医问药”这件寻常事对于聋人来说是如何地困扰和艰难。而她注定是有声世界与无声世界之间的使者，用“指尖的温柔”让这个群体感受到些许温暖。”

全程提供聋人助医服务

“你的眼睛是怎么不舒服？是看东西时眼前有白乎乎的‘雾’，还是眼球胀痛，头也疼?”

陈阿姨是边海芳当天的第一个服务对象。用手语沟通了大约5分钟后，她就对陈阿姨的病情有精准了解。

6年里，边海芳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再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能快速准确地了解聋人患者的细微感受。她也深知，转述病情如果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

由于听不见、讲不清，许多聋人患者基本处于“小病忍、大病扛”的状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到医院看病的。即使前往就诊，如果医生表现出一点点不耐烦，敏感的他们就会着急，认为自己带来麻烦；而一般情况下，医生又不懂手语，只能用纸、笔与其交流，问诊时间往往会比正常情况多上几倍；再加上不少聋人患者文化程度不高，用字表达不一定准确，导致医生容易误诊。

接过陈阿姨的身份证，边海芳快速走下电梯，来到2楼的挂号窗口的绿色通道。听力健全患者看到“插队”的是穿着醒目蓝色马甲的手语翻译志愿者，大都会很理解和配合地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他们优先挂号。

挂好号后，陈阿姨亦步亦趋地跟在边海芳身后，满脸焦虑。走着走着，边海芳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停下脚步，转过身，安慰性地握握陈阿姨的手打着手语告诉她：“别担心，医生会帮你看好的。”

边海芳首先向眼科医生详细介绍陈阿姨的病情，然后把医生的询问内容用手语翻译给陈阿姨。这样的一问一答虽然要好几个回合，花费的时间也几乎是问诊健听患者的一倍，但过程极其流畅。

经过详细检查，眼科医生诊断出陈阿姨患有白内障，建议进行手术。知道要做手术，陈阿姨的神色一下子慌乱了起来。边海芳微笑着用手语安慰她：“白内障是最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不要担心。这也不算大手术，你可以回家和儿子商量商量的。”顿时，陈阿姨无措的表情缓解了下来。

转过头，边海芳和眼科医生说：“晚上我再给她儿子打个电话说明具体情况，我怕她说不清楚，耽误病情就不好了。”在助聋门诊里有一本厚厚的记录册，详细登记着每一次来就诊聋人患者的姓名、联系方式、就诊情况，且每个都有专属编号。

三兄妹都是有声与无声世界的桥梁

门诊时间结束，服务了整整一下午的边海芳揉了揉因为站了几小时而酸疼的腿，终于在医院一个僻静的楼梯间里坐了下来。

到这里来就诊的许多聋人，都认识边海芳。不仅如此，他们还熟悉边海芳的哥哥和姐姐。

边海芳的父母都是聋人，边家三兄妹是聋人父母诞下的健听孩子，国际上通称为CODA（Child Of Deaf Adults)。

美国有相当多的CODA们从事与聋人有关的工作，如手语翻译、聋教育教师、聋人社会工作等等。一些CODA甚至为聋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最早建立了美国聋人剧团的卢·范特先生。他编写的剧本《次神的孩子（Children of Lesser God)》被拍成电影，聋人女主角玛丽·玛特琳更是因此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而中国很少有CODA像边氏三兄妹一样成为助聋事业有力的臂膀。聋人本是弱势群体，作为其至亲骨肉，如果连CODA也不能一起帮助聋人的话，改变他们处境的道路恐怕要更加漫长。

边海芳的姐姐边海琴深知这一点。退休后，她放弃悠闲的退休生活，成为聋协的资深手语翻译，同时她也是东方医院助聋门诊的促成人之一。助聋门诊成立后，边海桢和边海芳也加入了这份公益事业。

CODA游走在有声和无声的夹缝中，这三兄妹从小就知道，他们命中注定要成为两个世界的桥梁。

为聋人开设无障碍助聋门诊

东方医院开设助聋门诊的缘起，来自于6年前的一次聋人义诊。偌大的门诊大厅寂静无声，只有两百多聋人在“比手画脚”——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东方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让他们觉得一定要做些什么。

2012年，上海市聋人协会（以下简称“聋协”）与东方医院合作开办助查门诊。这是全国首家助聋门诊，每周五由聋协提供手语翻译担任志愿者。于是，边海芳成为了第一批志愿者，哥哥边海桢则成了她的搭档。

助聋门诊和普通门诊一样，都是从下午1点开始，到下午4点半结束。因为就诊机会难得，通常一下午就会有三四十人患者从全国各地赶来。两位手语翻译志愿者需要同时服务三四位聋人患者，这对他们的脑力和体力而言也是极大的考验。

边海芳说，她和哥哥一下午需要说不少的话，却根本没有时间喝水，也不敢喝水，“就怕上厕所，浪费聋人患者和医生的时间。

为此，东方医院特意组建起助聋义工小组来帮助他们。那些义工平均年龄超过60岁，大都没有手语翻译基础，都是这几年边做边学的，有些义工还是大病康复后来参加义工小组的。合作很久了，边海芳和他们之间非常有默契，就像老朋友一样。

“上海手语”让患者倍感亲切

边海芳有时候会看见母亲的聋人朋友来就诊。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颤颜赖赖地走进门诊大厅，拉着她的手比划，“东方医院的助查门诊实在好，终于能好好看次病了，真想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毛病都让医生看看。”

聋人患者贾爷爷来自南汇区，每次来东方医院都要从上午就出门，倒好几次公交车，非常不便。对他来说，只要看到边老师兄妹在，我心里就很笃定。老人用手语说：“他们都用‘上海手语’翻译，我都能看懂，也就不怕说不清楚病情了。”

手语虽然是聋人的交际沟通工具，但也有中国手语和方言手语之分，相当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即使在上海，各个区县的手语也有差别，而上了岁数的聋人患者更喜欢上海手语。由于医学专业术语太多，加上还要转换成上海手语，手语翻译志愿者要在短时间内精通医学手语是非常不容易的。

除了本地聋人患者外，一些聋人患者甚至从杭州、南京、北京、深圳等地慕名赶来就诊，有些还是在助聋门诊治愈疾病的本地聋人患者介绍来的。

受过委屈，更多地是得到认可

在助聋门诊这么多年，边海芳有时也受过委屈。

“由于聋人社交范围相对小，人会相对单纯，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会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她说，“举个例子，遇到一些事情时，健听人会先放在心里想想，而聋人都会当即用表情或者手语表达出来他的喜怒哀乐。”

有一次，边海芳和往常一样被四五个聋人患者围绕着。分身乏术的她努力地解答着每一个患者的问题。突然，一位中年女性聋人患者开始激动起来，对着她飞快地打着手语。看了好一会儿才知道，对方在指责她手语打得太快、看不懂，以及没有及时回复问题等等。

当下，边海芳耐心对那位聋人阿姨解释着。没想到她依然“喋喋不休”，倒是其他在场的聋人患者看不下去，帮着“批评”她。

服务结束后，年近六旬的边海芳一个人在楼梯间哭了很久。但是下一周，她又笑呵呵地来到了东方医院，全身心地投入到志愿服务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边海芳参加聋人朋友女儿的婚礼。席上，一位聋人阿姨不断地打量着边海芳，似乎想对她“说”些什么。席间，她斟满了一杯酒，告诉边海芳，自己就是在医院“骂’她的人。”上次是我不好，脾气太急了。今天我向你赔礼道歉。”

而现在，她和边海芳成了好朋友。如果家里人需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或者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她一定要找边海芳“聊聊”，听听她的意见才觉得放心。

“只要帮一点点，他们就会十分信任你。”边海芳说。那些来自聋人朋友的信任和友谊，让她觉得弥足珍贵，更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其实最开心的是看见一些门诊‘老面孔’不再来看病了，因为说明他们恢复健康了，这也是我们和医护人员最想看到的”。

边海芳做的不只是这些。除了东方医院的助聋门诊，只要聋人有需要，她都是有求必应。有时候，她会被请去为一些会议作手语翻译。会场翻译一般是20分钟换一位手语翻译，但是边海芳却经常站着，独自承担长达1一2小时的翻译。即使有中场休息，她也不闲着，她会将前场翻译过的内容向聋人再作解说。

在边海芳看来，无障碍设施是城市文明的“测量计”，而无障碍的信息交流更是城市温度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