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以仁者的担当、勇者的无畏和智者的拓展，为我国现代会计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人们最早感受到了现代会计的魅力。

谈笑有鸿儒。潘老的朋友很多，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为引援……这些朋友虽大多已远行，但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学术理想和人格风范却难以被忘却。今年是潘序伦先生诞辰125周年和由他亲手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成立90周年，我们回首潘老与朋友们的情谊，以为纪念。 

君子贵相惜，营救聘用马寅初

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和潘序伦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马寅初年长潘序伦11岁，1914年便以论文《纽约的财政》获该校博士学位，他和潘同为“旧中国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的少数几位中的一个”（杨纪琬语）。

潘序伦先生

马寅初先生

两人先后回国后，在国内经济领域发挥才能。潘序伦创办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对中国会计事业建树颇多。马寅初则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倡议成立“中国经济学社”，自任会长，并邀请潘序伦出任常务理事。学社的常务会议多次假座潘序伦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开。1927年北伐战争后，马寅初常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对财政政策提出质疑，潘序伦则以知名会计师的身份加以响应。

抗战时期，马寅初与潘序伦先后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聘请潘序伦兼任教授，在该院开设《会计问题》的专题讲座。潘序伦说理缜密，深入浅出，对西方的税收、经济政策提出责难，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由于日本飞机昼夜轰炸重庆，马寅初只得迁居歌乐山，潘序伦亦因身患伤寒症住进歌乐山医院治疗，马寅初夫妇时常至医院探视。   

1940年12月，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在公开演说中提出应先征孔、宋等豪门贵族的“战时财产税”，把不义之财充作抗战经费，反对用租税、公债、通货膨胀等办法来搜刮民脂民膏，结果被国民党当局扣压起来。先关押在贵州息烽，后又移羁江西上饶。对此，潘序伦异常气愤，为示抗议，便不再到重庆大学授课。他写信给商学院说：“本人事忙，不能再来重大，讲课费全部捐赠商学院学生会。”

潘老的读书笔记

社会各界发起营救马寅初的活动，《新华日报》还发了消息。1941年的旧历五月初九是马寅初六十寿辰，重大学生决定提前举行祝寿大会，声援马师。3月30日，“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活动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了寿联，上书“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潘序伦也参加了这一祝寿会。会后，大家踊跃捐款，决定在校园内建造“寅初亭”，以资纪念，而捐款最多者便是潘序伦。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压力，终于释放马寅初，但强令各大学不准聘其任教。潘序伦不惧淫威，独自敦请马寅初到“立信”上课，并让他带其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内。国民政府教育部获悉此事，向潘序伦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马寅初，否则后果自负。潘序伦据理力争，称：“立信者，立信于人也。既已下聘书，就不能无故解聘。”将这无理要求顶了回去。

马寅初在立信讲授的是《经济与哲学》，他讲课不用教材，只手持教学大纲，全凭口讲板书，由秘书帮他做笔记。他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临时发挥出色。这份讲稿，后来改编成经济学著作，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发行，流传颇广。对潘序伦邀请上课，马寅初非常感激。后来他对人说过：“潘序伦对开拓中国新式会计有功，不要说来教书，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壶，我也愿意。”可见，两位经济学家相交之深。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在上海时有来往，照应不断。后因形势变故，两人均曾被错划为“右派”，多年鱼雁不通；后又都被打成“残渣余孽”和“反动学术权威”，真是难兄难弟。尽管处境维艰，身在北京的马寅初曾托人冒险到上海探望潘序伦，两老常常书信往来，互相慰问。“文革”结束后，马寅初在京托人到潘家探询，潘序伦得知马老夫妇都健在，甚为高兴，特地致函祝贺，又开始互赠近照留念。马先生以101岁高龄仙逝后，潘序伦不顾年迈体衰，多次呼吁尽快拍摄马寅初传记影片，他的倡议得到各界响应。

力邀胡絜青，字正腔圆教国文

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先生也是驰名中外的书画名家和作家，她与潘序伦老校长和立信之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关系。多年前笔者慕名采访过她，她对此记忆犹新。

胡絜青与老舍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在潘序伦为避敌伪迫害被迫出走重庆的同时，老舍偕夫人胡絜青也为抗日救亡而蛰居重庆北碚（其故居后为中共北碚区委所在地），与立信在北碚的校园相隔不远，步行十分钟便至。其时，潘序伦办学广纳贤才，敦请社会名流来校执教，他素闻胡絜青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故聘请她教国文，胡絜青欣然就任。   

那时，在北碚的小山坡坐落着好几所大学，复旦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都内迁于此，师生大都是四川人或下江人（指苏、浙、沪一带居民），因是南方人，口音五花八门，普通话说得不标准。胡絜青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国语发音纯正。潘序伦请她教国文并教拼音，可谓最佳人选。   

胡絜青回忆说：“我在立信教了两个学期。”还记得立信同学求知欲强，提问热烈，谈文说艺，十分好学。在她的热心指导下，立信的学生常在大学生国文比赛中夺魁。   

胡絜青为立信六十周年校庆题词

上世纪80年代我去采访时，八十高龄的胡先生得悉潘序伦享年93岁时，连声说道：“高寿了，高寿了。”当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潘序伦等人倡议下，立信得以复校，胡絜青欣慰之余语重心长地表示：立信现在比在北碚时大多了，办好一个学校不容易，潘序伦倾家办学，精神可嘉。国家现在还缺乏财会人才，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培养奖掖顾准，为地下工作撑保护伞

潘序伦是在1927年春天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顾准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12岁就不得不停止学业，于当年7月中旬进入事务所当练习生。由于聪颖好学，很快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顾准很快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会计师，堪称立信的台柱之一。他以立信的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顾准先生

潘先生当时虽是无党派人士，但对抗日是拥护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对顾准的革命活动，潘序伦和立信同仁总是采取默许态度，有时还暗中支持，甚至积极参与。对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其“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的训告，潘序伦未予理睬。从1927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漫长的十四个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在立信会计事业的架构中也贡献殊多。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1983年）记忆犹新，说：“他（顾准）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事务）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   

对于顾准在立信的这段经历，《顾准自述》里也说过：“这三年中，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因为地下工作者要有1934-1940年间我这样的社会职业条件，在这条件下，我可以累次躲避追捕，可以躲在家里不上班，可以继续做党的工作而不致失业，还能维持不小的家庭的生活，确实也是不容易的。”

上海河南路吉祥里校舍

作为印证，潘序伦也确曾回忆说：“他（顾准）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可见，顾准的成长、成熟，他的著述教学、地下工作，在立信的十余年中两者双美，特别是他在职业上的“向上”抑或成功，除了个人的天分与勤奋，与潘序伦周全的呵护、奖掖以及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无关系。仅以版税为例，1940年7月去苏南参加新四军前夕，顾准查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译科保存的商务印书馆历年版税清单，发现自己写作出版的著作为事务所创收版税多达10万元法币以上（当时法币大至与民国纸币等值），而当时上海高校的普通教授月收入不过两三百元而已。

为《生活》周刊辟谣，助邹韬奋圆新闻梦

潘序伦曾主张“教育救国”，促进国家独立富强，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他参与了为抗日将士以及民主人士的募捐活动。潘序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是与邹韬奋分不开的。

潘序伦与邹韬奋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从小喜欢文史的韬奋原在南洋公学攻读工科，1919年转入圣约翰，改学文科。邹韬奋的兴趣和志愿是从事新闻事业，但一时没有机会，只好走“曲线就业”之路，先做英文秘书，后兼任中学英文教员，1922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后接编该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他特别根据读者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苦心经营下，《生活》周刊销路日益扩大，受到社会欢迎。从“九·一八”到“—·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侵华战争，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抗日，得到热烈响应。他的《经历》中有一段记载：“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自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   

邹韬奋先生

《生活》周刊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抗日，全国民众纷纷募捐支持，立信同学会踊跃参加募捐活动，发动立信师生进行征募，尽自己的微薄力量表达抗日的决心。当时谣传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二千余万元，而马占山将军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据此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

听此传闻，潘序伦暗中思忖：这不是在影射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等单位有贪污行为吗？在顾准等人鼓动下，潘序伦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13个经募单位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502万余元，援助了东北义勇军337万多元，其余165万多元作了慰问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最后，又对全部收支账目出具证明，公诸社会，使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不久后，韬奋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间隔较长，不能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很想办一份合人民大众之需的日报。1932年3月，应读者建议筹办《生活日报》，韬奋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重远、毕云程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当时办报须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注册，并相应成立股份公司。韬奋便委托潘序伦代理。这年3月，潘序伦代拟了一份《生活日报股份两合公司章程》，刊登在《生活》第7卷第12期上。不料事情又有了变化，对公司的性质要作调整。8月，邹韬奋给潘序伦复了一封信，还在信中与潘序伦商讨了修正意见的细则（这封信笔者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潘序伦接此信后，又忙碌不停，多次奔走，欲促成《生活日报》早日创刊。   

韬奋以《生活》周刊名义公开招募股款，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到9月中旬，不到半年就集资15万元，有两千多人参与，但是，由于各界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不准《生活日报》办理登记手续。潘序伦和邹韬奋等人的努力成了泡影，韬奋只好忍痛宣告《生活日报》在上海停办，后在香港择机创刊了。1932年4月2日，韬奋发表《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一文说：“我们深信言论机关新闻事业非有独立的精神，决难始终维持其公正的态度。”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终于在香港面世，日销2万份；总共只出了55期，他在上面发表了55篇社论。6月20日，他写过《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他理想中的《生活日报》“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登载的消息都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东西”。他憧憬着有一天，《生活日报》在120层楼上办公，每天飞机送来各方面的专访通讯，短波无线电台接收几千万封的国际特约电讯，发行量达到500万份，平均每一百人拥有一份《生活日报》，至少同时用多种文字在全国十个地方出版。他的梦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不到两个月，《生活日报》就停刊了。他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出版，但也只出了14期。 
 

题图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立信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