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是人们共同的话题；有的人死了，他是人们集体的追忆。

99岁的香港企业家田家炳近日去世，网民纷纷留言说，我们这里有一所田家炳高级中学。不止如此，还有田家炳天文科学交流中心、田家炳教育书院、田家炳艺术楼、田家炳楼、田家炳星……

报道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捐助教育事业以来，田家炳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捐助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19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大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以“田家炳”命名的学校或学院遍及所有省级行政区，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百校之父”。

田家炳走了，留下传奇，也留下两个足以警醒世人的问号——

多少人可以做到他这样严格律己？一笔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向外捐的田家炳，在香港过着堪称清贫的生活：没有自己的私家车，乘坐地铁，走路上下班；一双鞋穿了十年，袜子补了又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月生活开支仅3000元……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田家炳的企业和田家炳基金会受到影响，以至于捐款承诺难以兑现。其后，83岁高龄的田家炳，竟然将自己居住了38年，金融风暴前价值过亿港元的别墅，以5600万港元的价格低价卖掉，然后把全部的款项投向了内地的几十所学校。而自己带着太太，租用了面积很小一个公寓楼作为新家。

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他这样慈善待人？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田家炳就以捐办公益为业：1982 年，他捐出价值 10 多亿元的 4 栋工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 年，他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经营，自己成为职业慈善家。

有报道称，田家炳不是捐钱最多，但是把自己总资产的80％都用于慈善事业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尤为令人感叹的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田家炳，对下一代也严加教导。他一直认为，留财富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代。

田家炳留下的问号，直指今天社会富裕的群体，也直击社会公共政策的设计。

前段时间一个热帖刷屏：《在北京有30套房的小哥：人一闲，就废了！》。小哥的故事疑似杜撰，不过应该有着现实的基础：在北京有30套房，他全部给租了出去，然后自己住在一个平房里。交租金的日期，他给规定好了，从每月的1号到30号，依次排着。小哥每天开着一辆帕萨特收房租，收到的钱当天就花掉，烧烤、撸串、洗澡、唱歌……钱花光了，然后第二天再去收下一家房租。小哥有时抱怨：活得太累了，每天起早贪黑的，还没周六周日，一个月顶多只能休一天。有人问他，为啥不集中一两天收掉所有房租？省得天天跑，再说现在网银支付很快，干吗非要跑上门？——他看了那人一眼说，哥，你不懂，我妈说了，人不能闲着，一闲下来就废了。

未来社会或会涌现许多这样“口含金钥匙而生”的“土豪”，而小哥故事给人们的启示，应该不只是“人不能闲着”。作为他们的上一代，我们现在可能就要“三省吾身”：应该留一份怎样的遗产给孩子？应该如何面对“躺着也挣钱的一代”？ 如何突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也许，把钱留给子孙任性使用，或是自己投入慈善，都是人的选择自由，但是，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可以有田家炳先生那样“留财富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代”的进步理念，更应该有引导所有人不断向上、向善的制度设计，当然，有不可忽略的三个基点：人性、民意和国情。

西方国家的税收法规，鼓励个人和组织向公益慈善组织捐赠，法律、法规以减免税收的形式保证捐助者的经济利益；同时，对非营利部门的活动起到规范作用，保证他们将各种资产用于公益事业。在美国，高额遗产税下，大多数美国富人愿意放弃留给后代财产，转而将财富投入基金会。此外，国家对基金会的运作还有大量免税、减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高回报。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多年前曾表示，将把自己58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会，不会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分一毫。网民分析，如果他把遗产留给后代，联邦政府最高可征收55%的遗产税，但是如果捐给慈善基金会，并让后代在其中出任关键职位，他的后代也可以使用先辈的财富，而且是有节制的，不是任性的挥霍。

在你我的身边，“躺着也可以把钱挣了”的年轻人群已经登台亮相，是任由他们“躺着”挣钱，还是引导他们“站着”“跑着”发展，尽一己之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公平？

无论捐出全部财产的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叶嘉莹，还是“中国百校之父”田家炳，都是“青年好榜样”，他们的善举应该不止于底层的感动，不止于一时的刷屏，而是要引起社会制度设计者的足够关注。个体的觉悟是必要的，但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环境的人，顶层政策设计，往往决定底层的人生轨迹。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不要等一代人在巨富中堕落沉沦了，公共政策设计者才姗姗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