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次的足球“盛宴”在俄罗斯开席了，4万多名国内球迷远赴赛地观赛，成为俄罗斯境外最多球迷的国家之一。而更多的中国球迷则坐在家里、酒吧里，对着电视机，享受着这一足球“盛宴”。然在上世纪70年代，国内球迷则没有这么幸运。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足球赛，想要了解赛况，你只能从内部限量发行的《参考消息》上略知一二。而当年《参考消息》订阅对象有规定：限国家机关干部和教师。

因为我的母亲是教师，有资格成为订阅者，虽然当时家里生活不宽裕，但母亲还是非常珍惜这一“荣誉”，订阅了《参考消息》，使我和父亲能够成为幸运儿，了解当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赛事，贝肯鲍尔成为捧起大力神杯的西德队（当年东、西德还未统一）队长。

那些年碍于国情和形势，国内没有中超、足协杯等顶级足球比赛，又没有电视机，更谈不上电视直播了。要想看足球赛，只能寄希望于到现场看来华外国足球队的访问比赛。

当时上海举行外国足球队来沪比赛的场地，就是现在虹口足球场的前身虹口体育场。号称三万个座位的虹口体育场，每遇国际比赛，人山人海，周边的东、西江湾路，以及广中路、大连西路、中山北一路上停满了公交车和卡车。当年足球比赛，公交部门都会安排公交专线车，虹口体育场至曹家渡、徐家汇、提篮桥、曹杨路等市区各个方向都有专线车，一般站点设在中山北一路广中路附近和虹口公园（现为鲁迅公园）。比赛一结束，专线车就会迅速将观赛者“疏散”。

上世纪70年代，虹口体育场举行国际足球比赛，球票十分抢手，其程度甚至超过如今的中超。记得当年除了一些非洲国家足球队来访比赛外，最常见的就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这些“兄弟”国家的足球队。而朝鲜除了国家队外，还有朝鲜人民军足球队、平壤足球队等来沪比赛。由于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上，朝鲜男子足球队打进了前八名，震惊了全世界球迷。因而，那时来访的朝鲜男子足球队，可谓当年来中国比赛的外国足球队中的强队。那些年，要想得到一张外国队比赛的球票，十分困难。虹口体育场门口甚至有人手拿一张当时十分紧俏且非常不容易得到的计划供应的永久牌自行车票，要求换得一张足球票。

笔者小时候作为少体校运动员，天天在虹口体育场训练。遇到晚上有国际足球比赛，训练都会暂停半天，这弥足珍贵的半天放假，简直让我们这些小运动员乐开了花。我们当时就盼着外国足球队能经常来访问，这样我们就能放假了。

除了有半天放假这一“优厚”待遇外，外国足球队来比赛，我们还有另一项“优厚”待遇，就是每位运动员，不管你是不是足球队运动员，都会得到一张非卖品足球比赛票。要知道当时只有在虹口体育场训练的少体校运动员才有这种待遇。那时的一张足球票，家里的亲戚朋友不知有多少人等着要哪。有时分配不过来，只能抽签排队。后来。父母亲单位里的同事知道了，也加入了抽签队伍。那时候身处少体校运动员的身份，脸上那个“光彩”，现在人是很难想象的。

抽签那天，需要球票的亲戚朋友和父母亲同事，在我们家济济一堂，好不热闹。每张小纸条上写上一二三四数字，折叠成小时候玩的角片形状，然后放在一只大杯子里，翻几下身，让每位抽签，记得当时抽得1号数字的一位朋友，兴奋得不得了，叫了起来，引得街坊邻居好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家人赶快关上房门，生怕邻居误会……

外国足球队来访，那时一年也就三、四次，因而球票成了当时的紧俏“商品”。一次，有一支非洲球队访问上海，在虹口体育场与上海队比赛。我们事先都没有得到消息。那天午饭后，教练通知说，今天放假不训练，并给每人一张非卖品当晚的球票。因为拿到球票时间紧，来不及给家里人，所以想在体育场门外碰碰运气，看看有什么紧俏的商品票（计划经济时代产物）可换。虽然离晚上还有一段时间，可体育场外已聚集了许多球迷，他们渴望能得到一张进场看球，感受现场氛围的球票。



不多会，就有人上来问：“球票有伐？”虽然当时年龄小，但个子高，还穿着一身运动服，球迷们都以为我是专业足球运动员，肯定会有球票，因而，纷纷围了上来。有拿手表票的、有拿自行车票的、有拿缝纫机票的……虽然我很想换得一张这种计划供应的紧俏商品票子，但说实话，即便换得了紧俏商品票子，估计家里也可能买不起，最后放弃了换票的念头，到了晚上自己进场感受了一场足球“盛宴”，这成为了我青少年时期作为小运动员生涯中唯一一次观看国际足球赛的经历。



时过境迁，当年的情景依然在眼前，但今天的人们观看足球比赛已全然不用当年那样非到现场观看，一杯啤酒、一杯饮料、一盆瓜子、花生，坐在电视机前，即便比赛地再远，都能身如其境，实时观看。各大媒体和新媒体都会第一时间向大家介绍足球赛事，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如今，当年看国际足球比赛的情景，作为一种回忆，或许会长久停留在脑中，也很难会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