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之际，位于上海电影博物馆广场的一间小小书店吸引着众人目光，以电影、文学为主题，30平方米的空间里高度浓缩着电影诞生百余年来与文学交织发展的关系。而在上海这片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土壤上，中国电影的高度曾经与现当代文学的深度紧密相连。“文学力量·光影绵长——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与文学季”的多场论坛连日来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聚焦话题包括文学大师经典作品的电影化，也包括新生代网络文学、文学IP在影视改编过程中，艺术质量和商业利益的博弈。

在今天，影视改编的“原著”被时下最流行的“IP”取代之时，在中国电影的诞生地重提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对上海电影、中国电影来说，意味着什么？

塑造精神世界还是丰富娱乐生活

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和文学有深刻的渊源，从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电影的蝶变效应，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五四文学经典的反复改编，再到改革开放后电影与文学的双向互动，电影与文学从来都是互学互鉴，相互心照，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电影文学界的大讨论，成为跨越学界的现象级事件。

“光是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上的花环》等片都有赖于文学基础，更不用说《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金陵十三钗》……这些影片都是根据文学原著改编的。”原《文汇电影时报》常务副主编罗君是上世纪80年代那场大讨论的见证者，她清楚记得，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张骏祥认为当时的电影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庸俗低级的作品，旗帜鲜明地提出，“电影如果真的能够出现大发展，非要有赖于电影文学，只有电影与文学的结合才能出现电影史上的莎士比亚”。但当时，也有专业人士以好莱坞大片为例，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大白鲨》《侏罗纪公园》《E.T外星人》《星球大战》这样的科幻大片并没什么文学基础，但依然十分卖座。

当年的讨论莫衷一是，而在30多年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大发展，跃居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艺术与市场的割裂仍然让电影人和观众困惑。“类似于当年的大讨论少了，影片的类型也更趋向单一了”，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说，电影市场大了，但有思想、有艺术追求的影片反而变得较为鲜见。“曾经，中国电影对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影响的，现在影响的是人的业余生活，成为一种消遣。”上海作协常务副主席、作家孙甘露感慨，过去在社会思想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电影，如今更多地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消费，这当然切中了电影属性中娱乐的一面，但文学性、思想性的偏废，对于电影的多元属性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生产文化大餐还是制造文化快餐

“文学原著让导演站在了巨人肩膀上，有了更高的起跳点。”在曾执导《难忘的战斗》《日出》《生死抉择》等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导演于本正看来，电影对人心的冲击，正来自文学对人性的深沉观察。

“文学是好电影的基因，对故事结构、人物、人性的思考是作家所擅长的，现在提倡文学与电影的结合，更多地是提倡一种精神，电影人要学习作家对生活透彻、敏感的观察。”任仲伦说。

眼下，文学仿佛离电影远了，但改编仍是热潮，只是人们更愿意把被改编的对象称为“IP”。“过去，电影向文学借力，攀登更高的艺术高度，在文学式微、电影蓬勃的年代，很多优秀文学作品也借助影视改编的力量，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力和读者。”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石川提出，当原著被“IP”所取代，在“IP”背后，资本所瞄准的是潜在的粉丝消费所代表的商业价值。自带流量、粉丝的文本才能成为“IP”，改编所看重的不是文学性，而是商业性。

是生产文化大餐还是文化快餐，无论对于写作者还是电影人来说，都是一道选择题。“很多出品方希望三个月、五个月，最多半年就能把一个作品做出来”，编剧、影评人顾小白说，这样的节奏导致“大量影视作品拍出来之后还不如之前的小说品质”。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上海作家蔡骏直言，一部作品的商业成功与否与其本身价值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偶然性很大。

“中国电影需要百花齐放。”任仲伦提到改编自贾大山同名原著的《村戏》，“从今天的市场眼光来看，讲土地承包的农村题材必然是不卖座的。导演问我，不找任何有流量的明星演员，就用农村剧团的演员来演，可以吗？拍成黑白电影，可以吗？”这些看起来“反市场”的要求都被放行了。《村戏》被中国导演协会授予特别奖，意味着来自同行的肯定。由上海新生代导演郑大圣执导的该片，也在无形中继承了谢晋导演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关怀人性的海派电影传统。

上海文学与上海电影联手

上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海派作家作品在文坛独树一帜，上海也拥有如《收获》这样国内最优秀的文学期刊，上世纪80、9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都是《收获》在付梓前的第一批读者，从中找寻最好的故事。

“上海文学创作在影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孙甘露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新时期，上海作家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反而不如过去多，让人比较有记忆点的可能只有王安忆的《长恨歌》。在孙甘露看来，这其中存在一种错位，上海题材的电影，张艺谋拍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拍过《风月》，姜文拍过《一步之遥》，但这些电影的背景年代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那个五光十色、怀旧热潮下的上海只是一个象征体和想象体，并非真正的日常的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出版、新闻发源地的上海，作为红色文化源头的上海，在文学和电影表达里，都有不该忽视的另一支强壮脉络。

金宇澄的《繁花》是近几年最受瞩目的海派文学成果。“关于上海的电影叙事，能否从《繁花》开始重新建立一种范式？”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认为，和《繁花》并起，上海作家拿出了一批描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可以期待从中诞生一些改编得较好的影视剧。

优秀的纯文学作品也可以成为“IP”，王伟提出，要建立起向影视生产的源头推介作品的机制，让有价值的好作品有更多能见度。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影视市场上，《收获》杂志即以“收获故事工场”展位亮相，意味着这家老牌文学杂志通过代理版权，主动介入影视生产，以严肃文学为龙头，带动各种类型文学。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四季举行，全面推介文学作品，打出“文学+影视”产业组合拳。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部分人进入商业电影躁动后的沉静状态，会有越来越多观众提出多元化的观影需求，期待看到更多有思想、有表达、有内涵、有嚼头的电影。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展的热映，正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体现。重提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代表上海电影的一种追求，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份期待。期待经典、期待高度，期待上海文学与上海电影，携手塑造更具标识度、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上海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