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珠峰的夏伯渝，需要更换假肢了。

5月30日是他去北京通州区的假肢研发公司换假肢的日子。双腿的肿胀尚未消退，但为了不给旁人添麻烦，他坚持戴着已不合适的假肢走路。当换上新的假肢后，他几度站起，身体倾斜，险些摔倒。　　　　

一位截肢者，哪怕登顶珠峰再辉煌，日子也要一如既往地过，也仍然需要与假肢尽可能地和平共处。

5月14日上午10时40分，原国家登山队成员夏伯渝成功从珠穆朗玛峰南坡登顶，成为中国双腿截肢者登顶珠峰的第一人。

这一刻，距离他首攀珠峰，已过去43年。1975年，夏伯渝作为国家登山队一员攀登珠峰，在遭遇暴风雪下撤途中，他将睡袋借给藏族队友，自己双腿冻伤截肢。

此后，一位穿戴假肢的人，开始了和这座世界最高峰的不懈角力——他坚持训练直至残肢受损，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截肢手术；他5次向珠峰进发，前4次均受自然条件所限被迫下撤。

媒体蜂拥而至，期待一位征服者的英雄形象。　　

“其实我一路感受最多的是恐惧。”夏伯渝只是微笑，说，“多亏我这次赶上了好天气。”　　

夏尔巴人　　

一位截肢者，当真是靠自己登顶珠峰的？

自1953年5月新西兰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与其向导——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携手从珠峰南坡登顶，人类登顶珠峰的历史至今已有65周年。几乎所有成功登顶团队的背后，都有夏尔巴人向导。

夏伯渝一行4人，除了他与摄像师，另两位即为夏尔巴人向导。他们属于珠峰南坡在今年登山季迎来的第一批攀登者，距离今年搭建登山绳索的夏尔巴人先头部队，只相差了6个小时。

“云里面是一座座的小山头，我们一路爬，一路看着太阳从身边一侧渐渐起来了。”夏伯渝对沿途“风景”的描绘实在平淡。　

即将登顶，最后的10多米，一起攀爬的其他团队登山者都在为他让路。他记得，其他人缓慢离开登山的唯一绳索，辟出一条窄窄的通道。这短短的10多米，一路上都传来了滞缓的掌声。

终于登顶，却仅有不到10分钟。拄着登山杖的夏伯渝，被峰顶的人们包围，众人争相和他合影。一瞬间，天变了颜色，白云笼上了一层阴翳，暴风雪要来了，所有人都得迅速下撤。　　

“太遗憾了，我和珠峰的一张单人照都没有。”夏伯渝在心底设计了好几个和珠峰合影的姿势，一个也没来得及拍。甚至，没能来得及把背包里的国旗拿出来展开，插上珠峰顶。　

但有一件事，是他登顶之后最先做的，也是他记忆最深的——经珠峰大本营的电话连线，给远在北京的妻子打电话。“我终于登上了珠峰的顶峰，实现了41年的梦想！”他在对讲机里喊得响亮，事后才发觉，一激动把数字说错了，“应该是43年，不是41年”。

海拔5360米处的珠峰大本营听到了夏伯渝一行人登顶成功的消息，开始持续敲击锅碗瓢盆以示庆祝——这是夏尔巴人对每一个登上珠峰的生命的礼赞。

回忆这些时，夏伯渝正坐在北京市海淀区家中的轮椅上，冻伤后缠着纱布的两侧脸颊还在流脓，缠着绷带的手指有好几处冻伤发黑的地方。他把两次截肢之后的半截小腿，轻轻往茶几上一靠，假肢就倚在墙角。

夏伯渝在登山途中休憩。 夏伯渝 供图 

一路之痛

“我看到他在脱下假肢检查时那一刻的表情复杂。是上，还是下？裹胁着恐惧……”全程跟拍的摄像师卢华杰，亲眼见证了夏伯渝攀登中的迟疑时刻。

他的镜头常常对准老夏的双腿。离开珠峰大本营后不久，夏伯渝的假肢就歪了，和肌肉摩擦处起了血泡。而为了防止血栓复发，他一直在服用溶解血栓的药。也就是说，血泡一旦破裂，他很可能会因失血而发生不测。　

对于双腿截肢者而言，其实下山更比登山艰险。

夏伯渝准备了两段白胶布，随时准备用捆绑残肢的办法，强迫残肢进入假肢套内。但由于小腿残肢当时已严重充血肿胀，他无法在下山路上将其固定进假肢内。“残肢和假肢的连接方式，变成一个上下移动的活塞。”一路之痛，难以想象。

他的假肢常常深陷冰裂缝里，只能靠向导把裂缝挖得大一点，好让假肢得以缓慢拔出。　

“一旦假肢彻底从脚上脱落，我就会冻死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帮得上忙。”从珠峰顶到海拔7790米的C2营地之间的距离，就连直升飞机也不能停靠，徒步是唯一路径。　　

其他登山者走1小时的路，他动辄就需三四个小时。徒步下撤到C2的最后一段路，夏尔巴向导提示夏伯渝——只剩10分钟的路程。可夏伯渝走了整整3小时……

长达1个多月的攀登，夏伯渝唯一受到优待的，就是一个设在海拔8400米的数平方米的简易帐篷，这是独属于他的C5营地。　　

在珠峰南坡，从大本营至顶峰的3000多米海拔高度沿途，常设有4个供登山者休憩恢复体力的帐篷，由低到高分别称为C1-C4营地。而C5营地，是夏伯渝在和探险公司讨论路线规划时，第一次主动提出的。　　

这源于他的预判：从C4营地到峰顶，需要至少十几个小时，而戴着假肢登山的他在一天内很难办到。事实证明，这个倡议成为他在最后几小时内全力冲击顶峰的要素之一。

长达43年的“交情”，让他与珠峰成了一对逐渐摸清彼此脾气的老熟人。　　

没有“如果”

在大本营敲击锅碗瓢盆的人群中，有夏伯渝的儿子夏登平。这是他第一次亲历父亲攀爬珠峰。

1984年，夏伯渝的儿子出生。夏伯渝坚持要在孩子名字里用上“登”字。

夏伯渝的妻子特地为孩子撰文画了一本十几页的连环画《登山的人》，讲述夏伯渝的登山故事。只不过，她用了一种克制收敛的方式。在夏登平的印象里，母亲要传递的是——“登山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夏登平如今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当软件开发工程师，体能很好的他并未从事运动行业。　

或许是基因使然。1974年，体力、耐力超群的夏伯渝被国家登山队的“免费体检”吸引，机缘巧合从青海省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培训班被选入登山队。　

“我们要创造世界上登上珠峰最多的国家的纪录”，夏伯渝至今记得登山队的这句口号。　　

1960年5月，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夏伯渝这群年轻人一入登山队就立下目标：将“中国人登上珠峰”的影响扩大化。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决定选派100多名运动员第二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夏伯渝也在其中。他记得当时作为第2突击队的队员，还承担了运输科学考察仪器、摄像的任务。　　

作为先锋部队，夏伯渝一行9人遭遇暴风雪。一位藏族队员因为体力不支，弄丢睡袋，体力保存尚好的夏伯渝决定在晚上睡觉时让出睡袋。没想到，次日的一天攀登之后，夏伯渝的双脚被彻底冻伤，截肢成为唯一选择。　

夏伯渝记得，截肢后他在病房里看电视时见到了队友登顶的消息，心情复杂。

1975年的登顶之后，队友们纷纷回到家乡，渐渐失去联系，也很少听说有人再次登顶的消息。但对于夏伯渝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如果当时和他们一起到达顶峰，我就不会再爬了。”夏伯渝极其直率地道出两种假设，“如果提前知道会截肢，我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简单”梦想

在公众面前，夏伯渝很少提起自己接受第二次截肢手术的往事。

1975年第一次截肢手术时，他没有选择最安全彻底的截肢部位。“我是运动员，肯定希望能保留的肢体部分越多越好。”当时的截肢部位，被确定在脚面和部分脚趾处。

然而，由于他之后仍长时间坚持高强度赛事训练，双脚受损日益严重，直至1994年，不得不再次接受截肢手术，截肢位置大约在小腿的1/2处。而两次手术中间，又经历了无数次磨骨手术……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意外而单腿截肢的宋晨涛，是夏伯渝在国家残疾人田径运动队时的队友。二人相识时，夏伯渝已45岁，是残疾人运动员里的老大哥。

夏伯渝在首次截肢后进了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从事文职。几乎同期，他进入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队，篮球、乒乓球、铁人三项、攀岩……几乎把所有体育项目摸了个遍。 　　

宋晨涛记得，当时一群截肢的田径运动员回到宿舍纷纷卸下假肢、松弛双腿，开始谈梦想。夏伯渝直言：“我的梦想很简单——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

面对仍心心念念要登顶珠峰的老大哥，面对当时可怜的假肢制作条件，众人只能以沉默应对。　

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不舒适的假肢作斗争，棉签、碘酒、纱布、创口贴是训练结束后的必备物。“每一天卸下假肢后，看到的都是血和汗的混合物。”宋晨涛回忆。

“我的第二次手术是为了更好继续运动做的……”夏伯渝说到这里，停住了。　　

2006年，新西兰登山家马克·英格利斯成为世界上首位登顶珠峰的双腿截肢人士。夏伯渝得知后赶紧发去邮件，迫切发问：假肢无法为身体提供感官知觉，该用什么办法体会攀登时的各种危险？如果登到山顶，假肢忽然失灵了怎么办？

这位新西兰的登山者给夏伯渝回了邮件，答案却是无解。　　　

五次攀登

“一切都结束了”，卢华杰听到夏伯渝疲倦地说了这句话。

对于夏伯渝而言，2012年以来的第5次攀登或许是他有生以来的最后一次。4月初到达珠峰大本营时，夏伯渝曾对一同前来的朋友柯庆峰说：“爬了那么多次珠峰，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身体冷。”

柯庆峰是正在拍摄中的以夏伯渝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制片人。身为企业经营者的柯庆峰从未接触过纪录片领域，认识夏伯渝七八年后觉得这“或许是一辈子唯一想拍的人”。

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到珠峰大本营，需要寻找志愿者。夏伯渝报名了。面对阔别已久的那一座山，他说自己“回来了”。他甚至在那一刻产生错觉——顶峰，从大本营望去，仿佛近在咫尺。　　

2011年首届世界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年逾六旬的夏伯渝参赛，成为年龄最大的选手并获得速度和难度的两块金牌。　　

2012年，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无论是目前自己穿戴假肢的技术，还是攀登珠峰的时机，均已成熟。2014年，再度攀登，因为雪崩不得不中途下撤；2015年的攀登季，出发到珠峰大本营后却遭遇尼泊尔的大地震。“我差一点在大地震里遇难，当时就在帐篷里，一大块冰山塌陷，几乎所有帐篷都倒了，唯独我的帐篷没有倒……”

2016年是他距离顶峰最近的一次，仅94米，但他决定下撤。“暴风雪太大，如果是我一个人，或许就上去了。但还有5位给我带路的夏尔巴小伙子，我还是放弃了。”

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下撤。回到北京后，夏伯渝的双腿，由于极寒天气下的极限运动而患严重血栓，被医生下了禁令：永远不准再进行极限运动。

他在最初那几个月反复告诉儿子：“我再也不想爬了，太累了……”　　

那一年，出于登山爱好而原本愿意全额资助夏伯渝登顶的企业家，也缩小了资助额度。夏伯渝只得拿出20多万元的积蓄。

精力、财力，正在一点点被这座山耗尽。　　　

但出院后的夏伯渝，最终改变了主意。“上次不能登顶是天气的原因，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他反复告诉自己。　　

今年的这次出发，得到了柯庆峰从财力到人力上的全力支持。临行前几个月，夏伯渝每天清晨4点起床锻炼，每天保证至少5小时的运动量。　

3月31日出发当日，他向家里人交代一番：自己买了什么保险，什么时候该交水电费，一些不常用的物品摆放在哪儿……

“我心里就那么一座山。”他的话，与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留下的一句名言颇为相似——“因为，山在那里。”

夏伯渝登顶归来后在北京郊区一家假肢研发机构订制新的假肢。 王柳新  摄 

假肢生活

在纪录片拍摄计划里，攀登珠峰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这位残疾人运动员的日常生活。

5月30日，夏伯渝更换假肢的主要目的是制作合适的接受腔，这是假肢连接人体残肢的受力部位，也是假肢舒适度的关键。中国的假肢行业起步较晚，舒适度概念是近十几年才兴起的。　　

因为测量需要，夏伯渝的残肢毫无遮挡地展露，他却毫无顾虑地继续谈笑风生。这一看似平凡的举动，谁也不知他在心里究竟走过多漫长的历程。　

夏伯渝难忘，1975年他重拾攀登珠峰的信心，很大程度是源于一位外国假肢专家在他病床前的预测：你戴上假肢后，不仅可以正常生活，还可以像以前那样从事运动。　　

实际上，这些话对于当年的中国康复工程技术，是超前的。“以前连多走几步路都疼痛难忍，需要拄拐杖。”宋晨涛说。

一次夏伯渝与只有三四岁的夏登平出门，没能带着儿子挤上车。“都是我的腿拖累了咱们。”车门合上那一刻，年幼的夏登平记住了父亲脸上从未有过的失落。那天，夏伯渝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假肢卸掉，在小腿上套一双拖鞋，跪着走。

自2005年这家假肢研发企业创业后，夏伯渝就成为常客。宋晨涛在这家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刚来到假肢研发公司时，第一位想到的人就是夏伯渝。他常打电话请夏伯渝来尝试公司研发的新材料，夏伯渝就会骑3个多小时自行车到通州区。一场测试会下来，宋晨涛总会坚持“送被测试者一对假肢来代替薪酬”。　

钛合金、硅胶套、碳纤维材料……两位老友平和地把这些假肢制作材料当成“每天吃什么”一样的日常话题来聊。　　

宋晨涛犹记，上世纪90年代到上海比赛，曾在大街上穿短裤。那条裸露的假肢，引发注目，间接造成两辆汽车追尾。　　

“我可以把假肢当成自己的腿，其他人却不能。”从那以后，即使再热的天，宋晨涛也坚持在公共场合穿长裤。　

改变，并非一蹴而就。

“随着假肢功能性和舒适性的增强，截肢患者能承担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多。夏老师是一个特殊又普通的例子。”假肢研发公司营销总监吴先生告诉记者。

夏伯渝越来越习惯于把假肢当成身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妨碍生活的一个对立面。当身体残缺之后，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自处，如何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自我接纳的能力？或许这才是“中国双腿截肢者登顶珠峰第一人”的热点背后，真正值得探讨的。

经过近半小时的人体测量、模型制作，夏伯渝的新假肢数据测量结束了。几天后，他就能拿到“新脚” ，恢复脚底生风的日子。　

“再过几个月，我应该要开始自己的公路旅行了……”夏伯渝平静讲述着在登顶心中那一座山后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