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孩子们到了放榜的时候，或者紧张或者欣喜。大家将收到自己的成绩报告单。

遥想四十年前，我也是个在等待成绩单的小朋友。

我小学基本上没有上多少课，自然也没有什么成绩报告单。小学七年（级）后进中学。那时已处于“文革”中期。在“复课闹革命”中渐渐开始上课读书，先是“政治思想、社会主义文化课学习情况报告单”，后便有了成绩报告单，一张薄薄的16K纸的正反面上有：文化课成绩（有政治、语文、外语、化工、机械、数学、军体、美术、地理、音乐等科目）、出缺席情况、奖惩情况、品德评语等栏目。

当时不是5分制，而是“优、良、中、差”和百分数都有。我的各科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优”或95分以上，加上我喜欢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得过奖，是校足球队的队员，还是班干部，特符合那个年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评选标准”。自然每个学期都被评为校“三好学生”。

那时，读书成绩好比较容易做到，和现在完全不能比。因为各个科目考试基本上都划定范围。我还清楚的记得，语文期末考试前，老师非常明确告诉学生，语文考试作文是“看图作文”。我和虞国铭同学从学校一楼到四楼，跑遍所有的教室、老师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等，碰到大门紧闭的，搬个凳子，站上去，从窗口里扫视室内墙上所有的画。正式考试时，当老师在黑板上挂上图画时，我和虞国铭相视一笑。这幅画，我和他在实验室看到过。已是有备而来，考试自然得高分。私底下，我俩为耍了一次小聪明而沾沾自喜。

中学的好成绩，要非常感谢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余安娜。余老师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每次学习新课时，她都要先朗读全文，而且朗读时非常投入，同学们都被她的朗读和课文深深吸引。余老师做我们班主任时虽年届中年，却比年轻人还好学。一想到她，我脑海中就会呈现这样一个画面：中午，在一个教研室里，余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有的在画画、有的在练毛笔字，偶尔会低声交流心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很难见到的。另外，余老师还要求我们利用寒假练写毛笔字。开学后, 余老师拿着我的毛笔练习本在班上早自修理课时表扬我，并用课本上我们刚刚学习过的文言文来夸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让我高兴了一整天。后来，我也常常拿余老师的话教育女儿：“字要写得好，会终身受益的。”

1984年，我去看望余老师，她送给我一本《现代汉语小词典》，一如当年对学生的关心，勉励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2008年，我们三个同学在一次同学聚会后相约到余老师家里去看望她。余老师非常高兴，送给我一本《“墨迹”—余安娜画集》，回到家里仔细欣赏。在阅读了杜宣为这本画集写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的序，才知道，生于1924年的余老师曾就读于四川国立重庆师范美术科。使我了解到她是科班出身。2017年，我和同窗好友又去看望95岁的她，进一步得知余老师年轻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去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我中学毕业后进了企业，很快迎来了文化补课热。首先是各个单位、行业自己业余补课，我积极参加厂职工业余学习的学习，力争把“文革”中耽误时间“抢”回来，不久就有了张补课“结业证书”，那是上海纺织工业局发的。补课热后又去业余学校补文凭。再次得到了成绩报告单。我刚刚开始读业余中学高中是读理科，清晰记得，自我感觉很用功，可期末物理考了62分。这使我意识到以前在中学里还是余老师教的语文课知识比较扎实，立马改换学文科。后来一路文科从高中、读到大学。

这几张成绩报告单，是我青少年时期学习的真实记录，其样式、老师的评语等也直观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我格外珍惜，几次搬家，丢掉了许多书和杂物，可这几张成绩报告单始终珍藏着，总会一张一张的正反面反复看，脑海中，也会一幕一幕浮现出年轻时读书的情景。还非常充满沧桑而又自豪的给女儿看。女儿读小学时给她看，她面露崇拜的眼神；她读中学时，看了后，似乎有点疑惑，欲言又止；后来她读大学了，再看成绩报告单时，就忍不住发出了揶揄：“你们哪个时候算什么读书啊！不要太容易噢！”。

是的，四十年前后的读书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时时刻刻想“减负”的女儿，永远体会不到在那个特殊时期，我幸亏遇上了余老师，才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让我终身受用。这些薄薄的、脆脆的、旧旧的成绩报告单是我人生的轨迹，我将珍藏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