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门口的书店里，有一本书长期畅销，多次再版，名叫《复旦校园植物图志》，记录了765种复旦邯郸校区、新江湾校区的植物品种。很少有人知道，这书的作者，是一位人类学家，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他的“主业”，是用以基因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学，上溯中国人与中华文明脉络，最新也是目前他思考最多的研究，是探寻“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

从身边花草琐碎，到历史长河纵深，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网络上，还有不少人质疑，这番追古，实为“神棍”之行。真相究竟如何？记者走进复旦校园探访。

从猩猩面具到疑古时代

办公室里，高高挂着的猩猩面具格外醒目。 彭德倩摄

刚进李辉的办公室，转过一座书柜做成的玄关，扑面而来的，仿佛不是一间大学教授的办公室。书架上挂着大猩猩的面具，书桌旁的鱼缸，茶几上的吊兰，像是一个奇异的世外桃源。“那个面具是我去幼儿园给孩子们讲人类进化用到的，有了这个，他们听得特别起劲，也特别能理解，”李教授一边泡着茶，一边为记者解答第一个疑惑。

于是，更大的问号连环抛出：“真的能用现代科技追溯上古人物么？怎么会想到做这件事？”

“当然可以做到。“李辉教授说。他觉得，近些年来，舆论场上关于中华文明，似乎又进入了一个疑古时代——古代的历史真实存在吗？”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当然可能有夸张部分，但是不能因为证明上的难度，就完全否定其存在，许多都是有原型的。不能从一个迷信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全面否定的极端。“他说，那实在是一种“自我看低”。

在李辉看来，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存在这样的现象——信息碎片化，挖出来的东西不与传统历史人文语境及其他考古成果相结合，发现一个东西就命名一个东西，不从完整的文化现象上考量，而人为割裂了本可以还原的历史纵横。同时，考古等传统历史研究的方法有限，如果能融入现代基因科学，相辅相成，或许能更好地拨开中华文明起源的迷雾。

事实上，如果从基因谱系去检查，上古传说中人物到底存在与否，是可以通过Y染色体传承来逆推的。因为一旦一个人物到了帝王级别，传下的后代就多，在现代人中，可以从基因谱系上观察到许多人来自上古的同一祖先，且这一同宗是在短期内迅速分化出了很多分支。“相关的初步研究和想法发表后，网络上很多人说我是神棍，”李教授坦言，很多民科不愿意了解细节情况，只要跟他们预想的不一致，就直接抨击谩骂。但是在人类学研究上，其实所知越多，对未知的敬畏就越高。假说可以很大胆，但是没有充分证明，假说永远是假说。他觉得，这项研究，就是要用多学科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未知的东西不能轻易断言其有，更不能轻易断言其无。当然，证明其有自然可以提升文化自信。

用遗传学，来追溯文明进程，可行吗？

李辉教授在工作中。李辉供图

用遗传学，来追溯文明进程，可行吗？“过去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有了，而且技术越来越完善，精度也越来越高，”李辉说。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研究中运用遗传学技术的思想，早在上世纪中期就已萌发，分子人类学便因此得名。然而，限于当时的遗传学发展水平，这一探究人群差异、人种变化的新技术本身精度不够，更多用于判定个体身份确认、群体间差异等，而要往深里追索人类起源、族群基因变化等，却显乏力。

何为精度不够？举例来说，遗传学可以探索人类进化的一些基本法则，其中包括基因变化的速率是怎样的，也就是遗传学上所说的分子钟。打个比方，生活中“跑步的距离”除以“跑了多久”，就可以得到跑步速度，遗传学领域也是一样，首先锁定要观察的特定基因，寻找“基因经历的多大的变化”和 “发生这些变化的时间”，然后通过复杂算法加以处理，可得到“基因变化的速率”。找到精确的分子钟，就能给历史中人们演化的过程绘出一个较为准确的时间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分子钟的精度不够高，通过基因技术判定的时间范围往往过于宽泛，有的上下浮动范围甚至达到正负2000年甚至上万年。 2001年 《科学》曾发表了一篇遗传学论文，其中对时间点这样叙述，“……的形成，距今3000年至-200年”，换句话说，研究对象的形成时间点可以在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时期，也可以在我们未来的200年。这样的结果虽然在遗传学上有积极意义，但显然完全无法满足“锱铢必较”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们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分子钟的精度大幅提高，误差水平已经控制在50年内，不仅如此，二三十年前做不到的古代生物DNA测定，也已发展出一套成熟技术，且在5000年时间跨度中具有较高可靠性，令历史人类学与现代生物遗传学携手解谜，成为可能。

这其中，y染色体，是关键。因为Y染色体的传代方式是稳定的父系遗传，始终在家族中流传，所以从后代去推祖先，具有严谨的科学逻辑。李辉介绍，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年轮图谱，每个人的y染色体上都有许多道“年轮”，诉说着累代的变化。

此前，他所在的金力课题组对全国50万人进行了y染色体全测序，发现近一半男性的y染色体可以直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某三个人。“这会不会与传说中的‘三皇’相符呢？”他说。在李辉看来，在上古传说不违背科学道理的情况下，不否定其真实存在，并大胆假设，用科学全面的方法求证，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最负责任的态度。

考古学、遗传学、历史学，多轴精准定位这“三个人”

办公室走廊墙上，李辉教授的科普作品展示，格外有趣。 彭德倩摄

“我们的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这三个人的y染色体，扩张速度非常快，”李辉教授介绍。换句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在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下，每个人都有很多儿子，“社会地位很高”这一点，非常明确。

“这三个人生活的年代，也有了精准定位，分别是距今6800年左右，6500年左右，5400年左右，”他说，这些年代，都早于夏商周很长时间，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的始祖。

“我们之所以说这三个人应该是国家或王朝的建立者，而非原始部落的领导者，也是基于这个年代的大历史背景，”李辉说。距今12000年前冰川期消退，物种繁盛，距今11000年左右全球人口大扩张，10000年前有了农业的初起；约9000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8000年前聚合成民族和语系；7000年前左右，历史上有记载的四大文明古国纷纷建立。可以说，距今约6800年的那第一个共同祖先，很有可能就是文明古国的首领。

“如果这三个上古领袖是存在，我们希望通过遗传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多轴体系，来更佳精准地发掘，判定。”李辉将目光锁定在湖南的云梦大泽区域的高庙文化。“那里已有考古学证据证明，那里有人工种植水稻的起源，也有中国第一个城市，逐步建起五米高的护城墙，最早就是开建于6800年前，”他说。那个遗址中，有着宫殿一样的大房子，还有很多小房子，类似手工作坊区。在挖掘出的大墓中，一男子胸前佩戴玛瑙玉璜，有很明显的等级标识。更为关键的是，骨殖采样的初步比对，得到了很乐观的结果。“我们在想，那会不会是神话中伏羲的原型，”李辉说，“不过这些还需经过更精细的科学实验分析 。”

“第二个人”，出现在6500年前。研究组发现，在黄河流域，种植小米为主的仰韶文化，在这个时期正处于巅峰期。当地西水坡大墓考古发现，规模达到近千平方米，相当罕见，且墓主人四面以蚌壳装饰成动物星宿守护图形，东边是龙，西边是虎，北边是“斗形”，南方是七个星宿，这样的排布设置，可以大胆猜测也是“帝王级别”的人物。

同样的，“第三个人”身处5300多年前，当时正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巅峰期， 相关考古结果也有不少证据指向。

对于这些人的遗传学检测匹配结果，也在深入进行中。

“这项研究，是从2014年开始的，我们的目标，是把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搞清楚 ，给中华民族的同根多元一体格局更清晰的图像，” 李辉教授说：“很多人提醒我，这个很难，会受到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但是当科学技术有了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向中华民族的源头，向人类更早的历史迈进，我们不做谁做？这是中国分子人类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一边品茶，李辉一边说着心声。在他的学术路程上，这些也并不是终点。不久前，《Science》以《Bring legend to life》为题报道了他的研究。

这些有什么用？在李辉和他的同伴们的前行路上，也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质疑。对此，他甚至是有些气愤的。在他看来，这样的质疑甚至等同 “原罪”。人类学与天文学、数学一样，属于基础科学，或许在短视者眼中没有经济价值显得“无用”，但它的意义在于提升整个人类的能力，我们在努力回答那个终极的问题：我们从何处走来，我们将变成什么样，我们如何掌握人类的命运。

那一天，采访完毕走出李辉教授的办公室，走廊里的专业科普作品展示橱窗中，偶然邂逅了李辉教授写的几本书，其中之一的封面极其吸睛——一只猩猩和李辉静静对望，几乎快要“吻上”了。书名叫做：《来自猩猩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