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新西兰青年路易·艾黎来到上海的时候，手里只持有6个月的签证。当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一无所知。

后来在愚园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和共产党人交往所引发的心灵震颤，让他无法置身事外。他完全没有料想，他将在这个国家度过60年，并直接参与接下去的风起云涌。

因为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交了中国朋友，1927年4月21日，即将年满30岁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从十六铺下船进入上海，想看一看向往已久的东方。

路易·艾黎  新华社（资料照片）

迎接这个好奇青年的，是马路两侧电杆上挂着盛有人头的笼子。

这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后的第九天，上海工人纠察队已经牺牲100余人。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已搜捕了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被迫停刊，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路易·艾黎刚刚上岸，就被路边的人啐了一身唾沫，他满脸茫然：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此时的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治。即便遭遇那样的惨剧，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只管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在上海越界筑路正酣。随着外滩中心线西移，在当时沪西一条名为愚园路的路上，不少公寓、别墅渐次出现，一片血雨腥风之中，这个洋人管辖下的区域，竟成一方暂时得到静谧的住宅区。

在愚园路的西端，于1925年出现了5排共39幢新式里弄楼房，由永安和先施两大百货公司合资兴建，名为亨昌里。楼房均为假三层，二层的楼顶上有阁楼和天台、烟囱。西面的墙面在二层都凸出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阳台，用铁栅栏作围，入住者多为两大百货公司的职员。

苦于《向导》被停的共产党人，正在急切地寻找新的编辑部办公地点。低调、隐蔽和处于洋人管辖下的亨昌里，成为他们的目标。1927年10月24日，瞿秋白悄悄进入今愚园路1376弄34号（原亨昌里418号）。《向导》已经难以为继，共产党人们决定创办一份新的中央机关杂志——《布尔塞维克》（《布尔什维克》）。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毛泽东、周恩来等成编委会。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地也设于此。

瞿秋白  新华社（资料照片）

毛泽东在1929年11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曾要求中央寄送《布尔塞维克》杂志等刊物：“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时刻，沪西的居民区里，百货公司职员和他们的家属进进出出买菜烧饭。没有人注意，这里有一群人正在埋头写稿、编辑，从这里发出的刊物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决议和指示，直到1932年7月。

1932年，已经在中国游历一番的路易·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找到工作，并因为勤勉努力被任命为上海租界工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

同事们很奇怪，他不抽烟不泡吧也不跳舞，主动学习中文，还经常去大家不愿意去的陋巷和车间巡查消防安全。路易·艾黎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他为巡查中看到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虐待痛心。那些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

路易·艾黎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的研究；他还对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进行了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主尽量施加压力。然而他发现，仅凭一己之力，能阻止的剥削是有限的。他感到了一种急迫。

愚园路上有一家秘密杂志社的事情，路易·艾黎当时并不知道。他同样不知道的，是在1930年，在愚园路259弄15号（原庆云里31号）开过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路易·艾黎在愚园路1315弄4号（瑞兴坊）找到了一间房住了下来。这是一批建于1912年的三排5幢三层楼住宅。底楼有汽车间，屋前有小花园，租客多为小康人家。自己虽生活无虞，但艾黎感到的是不安，他想为改变现状做些什么。

1934年，他加入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结识了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许多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并陆续结识了宋庆龄、潘汉年、冯雪峰等人。利用外籍人士的身份掩护，他在瑞兴坊的住宅里装有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史沫莱特曾把一位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带到艾黎家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曾面见张学良商谈联合抗日的中共中央代表刘鼎也曾在此居住。1935年11月一个深夜，宋庆龄正是到这里和艾黎一起举杯庆祝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沦陷。这个东方的工业城市内，大量工厂被毁，无数工人流离失所，目睹眼前种种惨状，路易·艾黎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进步外籍人士，同中国的一批爱国人士一道，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号召失业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解决生活困难，支援抗日战争。几年来在愚园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和共产党人交往所引发的心灵震颤，已经无法让他置身事外。路易·艾黎将收养的孤儿送到延安。两年后的1939年2月，艾黎自己也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这个新西兰青年到上海来的时候，手里只持有6个月的签证。当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一无所知。

他完全没有料想，他将在这个国家度过60年，并直接参与接下去的风起云涌。

【三】

1937年，路易·艾黎离开上海。同年，刘晓、刘长胜受到党中央的派遣，来到上海，参加恢复和重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几年后的1946年6月，刘晓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开展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掀起著名的“六二三”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运动。1947年5月，发动震动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界人民运动相互配合，此起彼伏，波澜壮阔，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包围之中。

1947年，中共中央成立上海局，刘晓任书记，始终和他并肩作战的刘长胜任副书记。两人合力开展工作，也在上海的愚园路上比邻而居——

刘长胜故居  郭子明摄

刘晓住在愚园路579弄44号（中实新村），刘长胜住在愚园路81号。两处住宅都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刘晓化名刘镜清，以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和股东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党工作。刘长胜则使用过刘希敏、刘浩然等化名，以荣泰烟号的老板和瑞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身份为掩护，联系当时上海工委、教委和情报、策反等机要机关工作。

在愚园路上安家，是一步险棋。此地离国民党警察机关相去不远，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机关就开设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衣冠楚楚的“刘经理”和大腹便便的“刘董事”互相走动串门，可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一则关于刘长胜的轶事是：每次地下党到小楼活动，刘长胜的妻子和孩子就在外放哨，一有通风报信，屋内的人就把麻将搓得呼啦哗啦响。周围的邻居都以为，这位胖老板爱搓麻将，所以人来人往，从未引起怀疑。

如今的刘长胜故居，二层以上做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里面陈列着一件展品，是一双刻了字的筷子，主人是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的陆延年，时任新四军苏中军区通信器材处主任。他在狱中，用小刀在筷子的方寸之地刻下绝命诗留给家人：

“人生的过程便是斗争，你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斗争的结晶便是经验，你哪能灰了青年人的心。”

怀揣着这样的信念，狱中的陆延年、愚园路上的刘晓和刘长胜、远在甘肃的路易·艾黎，还有无数渴望新生活的人，迎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