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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人物记①上图研究馆员陈先行:不要急于做下一代人的事,要做后人绕不过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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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17-12-05 07:00
摘要: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绕不过去的存在,而又有着种种鲜为人知。他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你我身边,以专业水准承而能创,有人生故事静水深流。

“坦白说,最早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他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然而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的伟大。我说的伟大,并不是那种官运亨通的政客或者战功赫赫的军人所能得到的,那些人的光环来自他们的职位,而非自身的本事。”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写下的这个开头,当然并不完全贴切于本文所述对象,但就大概要旨而言,或许倒恰庶几近之。最早在2007年因国家开展“中华古籍保护工程”采访他时,就深觉这位潜心古籍、不求闻达的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本事确是了得,不愧凤毛麟角曾师从顾廷龙老馆长二十五年得了真传。而今十年后再访,也只因那天很偶然地听说了,他最近一个看似奇特的举动:上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他无疑是写序的最佳人选,却坚请改为出版前言,并要求制作为活页拉条,夹在书中发行,以便“不想看的读者可直接扔掉,不用撕书”。他的理由自然很强大。书前有张元济先生当年署名之序,书后有顾廷龙先生当年所写后序,“我再写,不伦不类,勿二勿三”。他对读者的体贴也很诚恳,既周到又细致:书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我这文章别人未必认可,会很难受,武断点的人要么撕掉,要么不买,又何必呢?作为活页拉条,就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扔之存之都方便。再夸张一点说,就像宋本《长短经》,上面虽有明代人收藏时写的题跋,可到了清代乾隆皇帝题詩后,无人再敢下笔,包括其旧藏主人翁同龢,要知道,凡稀見藏本,翁氏皆題有跋语,除了《长短经》。对前辈张老、顾老的这种尊重,也应该是我们中华人文传统的一个方面。“怎么可以造次。”他轻声清晰吐字。

 

有这样持守的人,自然值得一探,况且还可谈谈顾老、说说中华古籍保护工程这十年。然而电话里,他久久沉吟。

 

十年前的他,是那样爽快,一口应允了素昧平生的上门采访,一句“我后半辈子就交给这个工程了”是何等兴奋。只是时光往往偏爱捉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十年后的他,早推却一众采访,已长期不再多言,虽然其实一直仍“急在心里”。那天终愿开口,是忽然心念一动,想起一位老记者也是老朋友一直约专访却总被他拒绝——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资格,不过是一名老老实实几十年做这个工作的老编目员而已,未料对方遽然病逝,此事遂成终生遗憾,只记住了老友性情中人的有话直说:“先行,这不是为你个人,是为这个事业。”虽然十年已足够久远,久远到人世纷纷改变,然而月亮与六便士,他铁定还是对前者无悔。那天上门,环屋皆书,坐在故纸堆里的他说老辈、说精神、说传承、说做事、说“工程”、说收书、说此生,话音如水流进空气,窗外风吹树叶沙沙。


老辈之光


每个人的漫长一生通常都会有一些“瞬间”,越是时隔久远,越发鲜明凸现。且往往挥之不去的反是现场那些看似旁枝末节,诸如那天下午阳光很刺眼、当时街头正人海川流。仿若摄影大师布列松所说“决定性瞬间”,这些细节凝固了心的怦然、暗扣着缘由意义,虽然每每,当时只道是寻常。1973年,对当时22岁的毛头小伙子陈先行来说,与顾廷龙馆长的第一次交谈便从此铭记了,顾馆长平素虽然严肃却少有如此严肃的面孔一板。

 

当时正逢命运拐点,陈先行一条腿刚迈出崇明长征农场,另一条腿就迈进了上图古籍部,知青“上调”进上图后的学习班笔试,五十选三有他,“顿觉红光照到天灵盖”。这位17岁被分配去种地、第二年就管理30人生产队、全队产量名列全农场前茅的年轻小队长,哪怕到上图扫地也愿意,因为这里有书看。第一次见到顾老,是老人家从沈阳探望设计飞机的儿子顾诵芬回沪之后。顾馆长陪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参观,陈先行在书库负责开门迎送。当时上图还在南京路黄陂路口,一楼与二楼间的夹层原是过去跑马总会的保龄球馆,狭长而恒温,冬暖而夏凉,便用于存放古籍。没想丁馆长一见他,颇有些讶异:“你们古籍部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工作人员啦?”客人走后,顾老一口苏州话发问:“乃啊有兴趣?”(“你是否有兴趣?”)他很激动:“非常有兴趣,因为可以在藏书家们身边工作。”这是真心话。当时上图有一批藏书家前辈,像潘景郑、瞿凤起,都是新中国成立前便已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听他们随便聊聊都有收获。岂料顾老面孔一板:“乃勿是潘景郑、勿是瞿凤起。”

 

而今岁月日久,愈深知味,老先生下意识的第一反应,给他上了顶顶紧要的入门第一课。为图书馆收书,接触大量古籍,如存私藏之心,真可谓近水楼台。顾老当时常去福州路的古籍书店,为图书出口鉴定把关,便总会顺便为馆里淘淘“宝贝”,因平素待人颇得店里尊敬,得了优待可直接到仓库检书。许多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标价,很便宜,三五角一册,私藏极划算。但顾老每次凭自己的记忆,慧眼识冷门之书买下后,断不会带回家门,而是令陈先行直接送馆登记入藏,绝对不会染指,完全为了公家,就像他当时去做鉴定连一顿饭都不会吃人家的。陈先行看在眼里,瓜田李下该怎么做的这条不成文规矩,一直谨遵至今。否则,“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我也收藏,现在绝不会比别人家差。但坏规矩的事情如何能做?”

 

对老辈的这种执守,陈先行体会太深太深。那年儿子烫伤,治疗费很大一部分不能报销,他只好请出版社预支一些标点古籍的稿费,利用一切空闲加班加点。不料有次被顾老看见了,当场叫进办公室,很严肃地批评说:你现在还不是赚钱的时候!及至晚年闲聊,偶知了缘由,顾老恨得一拍大腿说:先行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明苦衷!再后来,因照料骑助动车摔断了腿的爱人,陈先行一时无暇他顾。养病在京的顾老立即就打听了:“先行最近怎么没有信来?”知情后,老人家马上自己去到邮局,汇来2000元。陈先行流泪了,打电话跟顾老说:“我现在不缺钱了。”电话那头慈爱喃喃:“钱多一点,办事容易一点……”

 

真性情的顾廷龙,早在读燕京大学时,就不平于晚清驻日公使黄遵宪一首《度辽将军歌》让天下似乎只知嘲笑吴大澂(吴湖帆祖父)的甲午败绩,后来专门写成《吴愙斋先生年谱》,严谨、全面、客观介绍吴毕生治黄河、反侵略、争国权。近百年后,一位名叫习骅的有心人著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副部长)吴大澂,却是一位奇异卓绝的民族英雄,其成就直到今天也令人难以置信。可惜我们如此健忘,几乎记不起他的名字;在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占的困境中,吴大澂据理力争,使一块土地重回祖国,又迫使沙俄不得阻止中国船只从图们江口出海(2014年上海亚信峰会所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俄新协议因此有了前提),更前所未有地让沙俄把到嘴的肥肉再吐了出来,收回黑顶子山地区;自鸦片战争以来,从谈判桌上拿回土地、争得权利这还是第一回,直到清朝灭亡都是唯一的一次……“过去老辈做学问都有学术目的,力求突破。顾老撰写的这部年谱,便达到了为吴大澂翻案的初衷。”陈先行追昔更抚今。

 

光亮来自深处而照向前方,陈先行的“光源”,还有潘景郑、冀淑英、傅熹年。

 

潘先生每天来得挺早,有问必答,随便说来都是掌故,看书鉴物很厉害,是屈指可数的版本学、金石学大家,所编书目从不具名,鲜少人知上图重要前身来源之一的合众图书馆和后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古籍书目,竟然皆出自他一人之手,一生心血所注17000种金石拓片、恩师章太炎手稿等一大批私人藏书先后捐公,无私义举亦少有人知。陈先行每天早上7时打好开水等他,离8时30分上班还有1小时许,可以比较从容地请教前一天工作中解决不了的问题。问题外行、不顾礼数,潘老从不生气、不嘲笑、不轻慢。日积月累,起初潘老随口便可作答,后来慢慢变成要先查资料,觉得有点入门了,双方便都很高兴。

 

冀先生是国家图书馆的著名学者,作为副主编协助顾廷龙主编,完成周恩来总理晚年“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殷殷垂念,与全国750多家单位一大批专家苦干18年,编纂出版了皇皇巨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每有争执,找顾主编“告状”,总是“一切听冀大姐的”。1997年陈先行去京探望顾老,说起久未见冀先生,顾老嘱他代为做东,请冀大姐吃顿饭。天近晌午抵达国图,冀先生办公室门开不见人。等了一会儿,只听见吁吁气喘,冀先生佝偻着背,提着一个热水瓶走来,原是去打热水了。陈先行心疼,直言“您都这样了,还每天来干什么”,先生轻答:“我正在给年轻人讲课,讲国图善本来源,得传下去。”饭是肯定吃不成了,“先行你看我这样还能出去吗?就坐下说说话吧”。2009年国图百年庆典,馆长周和平是位“有胸襟的人”,说话直白、业务上有意见就提的陈先行“得罪他不是一次两次”,依然被国图特邀为仅有的“布衣嘉宾”,一小时一挥而就的纪念文章写的就是冀先生。只是起先,年轻的工作人员乍听之下,误以为要写另一位“季先生”,赶忙劝阻“不要写馆外的人”。

 

傅先生其实更爱看古籍版本,而不是外界通常以为的书画。他本行是古建筑设计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又精于鉴定古籍版本、金石书画,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治学很严谨,不信口开河。轰动海内外的“翁氏藏书”回归时,陈先行介绍其中清代常熟张氏小琅嬛福地抄本《营造法式》一书,抄得确实非常好,是相对最完整的一个本子,傅先生就插话说:至少还有一个宋刻残本在。“我在那里夸夸其谈,他冷不丁来一句,意思就是不能把话说得粗疏。”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古籍领域南方原先就顾廷龙一位,2005年增补时,当时的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和副主任傅熹年行使专家权力一致推荐的人选就两位,一位是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的弟子王连起,另一位就是陈先行。开会现场见到陈先行,新任主任的傅先生第一句话就是:“顾老的脉不能断。”

 

有幸得遇如许老辈,陈先行连叹幸运之至幸运之至。在一张197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图编纂现场的黑白照片上,瘦削、带笑、站立的他是最年轻一位。共襄盛事的那批人们,现在不要说退休与否,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如今尚未退休还在一线做事的恐怕全国就剩他了。所以可想而知,当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工程”启动,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却竟然再逢盛举,他有多兴奋异常。

 

而今十年后,他有话要说。

三十年前即1987年在南京西路老上图的古籍办公室,那时陈先行身体极差,消瘦,但于工作诚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态度。右为陈先行,左为顾廷龙 陈先行供图


十年之后


对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老临终前曾对他说:“先行啊,将来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可是随着经济的大发展,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是前辈们未曾料到的。确实难能可贵:2007年,新中国前所未有的发文规格、百年来前所未有的专门会议、中华史前所未有的全面工程——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文,召开全国古籍保护会议,启动中华古籍保护工程,对1912年以前出版的图书进行自古以来第一次的全面普查,囊括了所有普通古籍,超越了之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超越了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超越了西汉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当时陈先行坐在上图顾廷龙纪念室感叹:如果顾老还在世,不知又会有多激动了。紧接着就说:先人已去,我们要尽到“后死之责”。

 

所以满心欢喜纵身投入大河奔流,所以一见暗礁便直陈肺腑热忱建言,所以现在依然自责:虽然当时对一些问题提出来过,但提得不够、提得不够。

 

一是全国古籍究竟有多少,过去并不清楚,就业内大致掌握而言,也有至少大约3000万册,如果要在短短两年多后的2010年就完成全面普查,不现实,有点急了。事实上今年8月文化部发文的最新规划是:“到2020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

 

二是必须突破两方面限制,才能做到“越是珍贵的古籍越要抢修”,否则有点似是而非。首先是“纸”。古籍修复需要高匹配度的纸张材质,唐以前写本、宋元旧本的修复,更须用旧纸或研发出相匹配的纸张方能措手,否则就像人体器官移植,“硬补”会有排异作用,一时也许看不清楚,时间一长就有问题。其次是“人”。得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的修补人员,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水平,因为以前的技工只管执行,比如宋元版本的古籍要修补了,都是老先生们围书而坐,提出意见,再挑选相对技术最好的技工操作。再早些时的私人藏书家们,也都自己有文化,亲自指导怎么设计如何装帧。现在要培养的新时代技工,应该技艺双全,自己要懂书,“不懂书怎么修得好书?”

 

所以真正应该着急的,是怎么通过一个难得的工程,扎扎实实带出一批新人。要摸书,不好好摸书,不可能培养出版本学专家。要到专家身边来,像顾老当年说“上一年课不如带一个月”,要在藏书丰富的国图、上图、北大、南图、浙图等单位建立培训基地,让各地有志于古籍事业的年轻人得到扎实训练,一年半载地,像播种一样,春华秋实,发芽结果,而不是满足于一般性的办学习班、凑人头数。

 

十年前陈先行说:“这空前的伟业,不培养出一批人来不算成功,做不过乾隆时代那批人,也会令今人无颜、后人蒙羞。顾老他们领导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也有中途退出的,但更多是没拿一分钱稿费一分钱津贴的参与者们,有的没看到成果就去世了。今天,我们也要有这种古风精神,板凳甘坐十年冷,三五年是远远不够的。”十年后他依然说:“古籍保护计划不可能一蹴而就,仍然要坐冷板凳。我还是情愿遵循老一辈干事业的态度,不为眼前名利。”

 

2003年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仅800种古籍善本,陈先行和同事两人便检览了半年,前后历时3年才写成书志。“要编一本像样的古籍目录,你至少要摸书吧”,而不是仅仅把图书卡片倒一倒输入电脑就算“数据库”,简单抄撮旧有的馆藏目录摇身一变成普查登记目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重金打造的全国性数据平台其实很有用,各地若能坚持上传扎扎实实的普查数据,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就能起到“滚雪球”效应。既然是“功在千秋”,就不能流于表面,基础性的工作越细致越扎实越好。“与其急于做下一代人的事,宁肯多做后人绕不过去的事。”

 

就像宽容,许多时候首先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了解,批评也常常是正因为看见、因为懂得、因为深深地热爱。陈先行很反对不知情地苛责前人。当年张元济先生等辑印《四部丛刊》,因为日本人的胶卷翻拍有问题,不得不修描,就被批评如何如何不好。其实许多京都出来的宋元版好书,因气候潮湿产生虫蛀,上面有一个洞,下面的字就印上来了,工人作修描时描错也在所难免。陈先行亦很反对今人动辄自以为新。因为许多事并非今天的发明,其实老辈早就想到了,只是当时没条件去做而已,今天我们理应做得更好一点。陈先行还很反对一味跟着前人亦步亦趋,学术完全应该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的。2015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郑重递交报告,建议组织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增新订误,以臻完善,使能与时俱进。“倘若通过修订,呈现一派人才辈出、学术发展之景象,相信九原之下的前辈专家们也会为之拊掌击节。”而其中,又热心建言:结合普查工作,更可相得益彰。心心念念的还是这个“工程”。

 

十年之前他说:“人生能两次遇上这样的好时光,幸运之至,幸运之至!”十年之后他依然说:“1977年开始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顾老73岁,冀淑英先生57岁,前后历时18年,到1995年才告完成。我现在66岁,还能为国家、为这个事业做点工作。”人生的际遇如风随行,既难预定,又常无凭。个体之渺小,生命之本义,宛如近来许多人微信微博相传的一张照片:据说1990年旅行者1号探测器飞出太阳系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命令它回头拍下60张照片,其一正好拍下60亿公里之外的一个小亮点——地球,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喟叹:在这小点上,每个你爱的人、每个你认识的人、每个你曾经听过的人,以及每个曾经存在的人,都在那里过完一生。对陈先行来说,“我真不是说漂亮话,所谓有生之年多行有益之事,个体是很渺小的,不重要的”。然而知者芸芸,行殊不易。曾是地下党员、早早就过世的父亲给他取名“先行”,一因1951年上海施行《劳动保护条例》,他是第一批受惠的婴儿,二来“行”这个字按上海话念Hang,意为“流行”,愿他引领在前。而今一路行来,有岁月可回首,是赤子故真情,一点心光虽远不泯幽暗而明。

1997年陈先行在北京顾老儿子顾诵芬的家里。左为陈先行,右为顾廷龙。 陈先行供图 


一生一事


九个月,陈先行就与蒋星煜成了忘年交。

 

“牛棚”刚放出来,“帽子”还没摘掉,蒋先生只是暂到上图栖身。然而这九个月,对这位戏曲研究界泰斗的后半生学术起到关键作用。因写“海瑞”在那段岁月饱受折磨的老先生,之前出名在《西厢记》研究,主要是依凭自己过去看了不少的戏。来上图后,摸得了不少稀见的《西厢记》版本,从此转进几乎无人像他如此有系统、专门性的《西厢记》版本学研究,很快就能识别各版的系统归属、其间的细微差别,海外学者也很佩服,后来别人都不做了,因为插嘴都插不上。

 

前不久“亦文亦史七十年 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学术纪念活动”上,陈先行深情发言:如果说有过点帮助,就是为蒋老提供过一些资料,当过“后勤部长”。在他看来,“这真是一桩幸运的事情”。当年合众图书馆就很注重以专业的精神为读者服务,不光于右任、钱钟书、顾颉刚等一批学者得益于此,胡适研究《水经注》在这滞留了十多天,且对年轻学子也一视同仁,冯其庸写第一本书《蒋鹿潭年谱考略》就是以这里为基地,潜心半年而成初稿,顾老亲自帮他提书。

 

神色一肃,一字一顿,陈先行背出一直记在心里的顾老那句话:“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也可谓不负其平生。”所以在上图近45年,陈先行从没拒绝过读者,在许多人年轻求学时提供过帮助。后来这些人成功了,正因没有“取”或“予”,所以友情很纯粹。蒋星煜先生过意不去,拉他一起做学术,发挥版本学专长。陈先行再三打消老人家的顾虑:就像顾老当年的秉持,您就是我们应该服务好的专家读者。至于自己,馆里还有几十万册古籍未及入编,读者还有这么多需求未能满足,“你说我难道可以不做那些工作?不可能,不可能。”

 

这位老编目员一直在做或者说一辈子在做的,其实就一件事:图书馆的藏书建设。

 

“微笑服务当然是需要的。但如果连想看的书都解决不了,你再微笑,他不会笑。关键是最后要让读者带着微笑离开。这时候会欣慰,觉得做这个工作,值了!”何况这些藏书往往还有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乃至精神文化价值。陈先行每每看到现在上图的古籍藏书,就会有不一样的情感。叶景葵、张元济等一批爱国人士当时抢救抗战中濒临流失的大量历史文献,后来无偿捐献出来,现在成了重要馆藏。国图四宝之一的5000卷《赵城金藏》,抗战时日本鬼子想找,八路军太岳行署紧急派了两个排,连夜转移到煤窑,因煤窑潮湿,有些卷轴成了黑棒,专门请了5个人修,1965年才修好。还有1955年上博老馆长徐森玉的儿子在香港当记者,得知当地藏书家要出手一批古籍,周总理特批专款抢购下来。1963年这位藏书家移居美国,又一批书被周总理批专款买下。2004年,国图第3次从这位藏书家儿子手里买回最后一批家藏。古籍是一口舀得干的水井,社会总存量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上海最早从事古籍拍卖的嘉泰公司原古籍主管崔尔平十几年前就明显感觉:起初宋元本都送上门,后来明清善本都很难找。所以数十年来,无论境况怎样,陈先行从未停止为上图奔走收书。一次受邀访美,连跑两家名人之后,他竟然不顾邀请方也是同行,力陈上图与对方先人之渊源,更抢先一回国就打报告,惹得同行半开玩笑半认真:“陈老师您不带这样玩的。”当有关方面支持,“不管将来东西在哪,先赶紧拿回来是要紧的事”,陈先行赶紧联系,三个星期后,有一家点头了。心里那个高兴!

 

只要有机会,还是要为上图藏书方面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正因为看出了陈先行的这点心思,蒋星煜先生特地主动捐出200多通文化界人士信札给上图。正因为几十年交往不辍,张佩纶所藏李鸿章等名人信札由后人决定无偿捐给上图。至于轰动海内外的“翁氏藏书”回归上图,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陪顾廷龙馆长会见翁家后人时,就曾因看到部分藏书在美东一次展览的图录,艳羡之下脱口而出:“您的书是从上海带走的,将来最好由上图收藏。”对方笑而不答。时隔十多年后,后人有意转让,引起国内重视,12位全国著名专家联名上书吁购。上海在汪庆正先生与多位沪上馆级领导建言下,抓住时机,迅疾出手。当尘埃落定,翁家后人已通过机场安检、在等候返美航班起飞时,还接到另一路“迟到”的电话……在上海下决心的节骨眼上,陈先行做的依然是一位老编目员做的事:既准确又高效地迅速完成版本鉴定之责。而在又过十五年后,他以希望对方“有朝一日能毫无顾虑地、全然放心地捐献”为秉持,并不一味开口紧盯,只是倾心尽力“上图如欲得到,必须以做好本职工作为前提”,终于赢得翁家后人主动再捐珍贵遗存。以下摘自他的自述:

 

“2000年4月13日早晨,我与同事将翁万戈、程华宝夫妇转让上图的常熟翁氏五世所藏80种542册古籍善本接回上海;2015年12月19日晚上,我又与同事将万戈先生捐赠上图的《翁同龢日记》手稿等一批珍贵文献由美东奉至上海。前后相隔十五六年,我也由黑发中年人变成白头老翁。翁万戈先生云,‘这组古籍,绝大多数是我高祖翁同龢收藏的。在他逝世后的将近一百年里,前五十年存在天津,后五十年由我带到美国。’乱世散书,盛世聚书。翁氏藏书而今能重返国土,充分反映了我国昌盛所产生的影响。

 

“2000年4月12日,我与同事们在嘉德公司逐种逐册清点翁氏藏书并装箱(沿用翁万戈先生装书的七个大手提箱),连夜乘火车随身携带回沪。特地请了两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随行保护,怎奈年轻人贪睡,到了半夜就坚持不住呼呼入梦。我不忍唤醒他们,一夜未敢合眼,独自坐在车厢走道临窗的简易手翻椅上,将窗户稍微向上抬启,迎着略带凉意扑面而来的春风,思绪连绵。

 

“迨至2010年,我有幸主持举办上图馆藏宋本展览。这是大陆首次举办以宋版书为专题的展览。展览开幕不久,出乎意料,九三高龄的万戈先生在其侄以钧先生等陪同之下,坐轮椅出现在展览现场,当看到他家旧藏的宝贝安置在德国制造的恒温恒湿展柜之中,并陈列于展厅最为醒目的位置,老人家高兴极了,激动地对在场的周德明副馆长说,‘看来我十年前的选择完全正确,这里是最好的归宿。’我亦难抑激动之情,因为我心里明白,老人家能事先不打招呼,于十年之后再次来到上图,意味着其高祖文恭公日记手稿将来的归属已尘埃落定———捐给上图乃迟早之事。”

 

……

 

1987年,陈先行被评为市文化局自学成才典型之一,有机会晋升副研究馆员,但他主动放弃了评副高的机会,因为自觉中级已经不错了,在大学里,讲师必须能独立开一门课呢。之前还有一次难得的机遇,198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徐鹏为实绩出色的他争取,破格录取就读教育部委托复旦举办的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学制三年,可申请硕士学位。仅读了初二就下农场的他终于有机会拿大学文凭,但顾老说:“先行,你这么看重一纸文凭吗?”勉励刚刚提任古籍组副组长的他在馆里干也有前途。1997年,顾老离世前一年,又曾语重心长对他说:“干我们这一行或许不会有很多人,但总要有人继续做下去。你身边的年轻人只要有兴趣,哪怕他反对你,你也要给他机会。”说来确实凑巧:从1968年去崇明农场18元工资寄6元贴补房租都付不起的母亲家用,1977年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1987年放弃评副高和大学文凭,1997年记下顾老这句交代,2007年迎来中华首次古籍保护工程,至今几乎每每正好相隔十年。然而人生,又能有几个十年。陈先行铭记顾老所言“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一为传布”,埋首上图,一生一事:藏书要有特色,令读者近悦远来,那就要在藏书建设上花功夫;要将藏书客观科学地揭示出来,为读者所利用,那就要做好编目工作;要做好古籍编目工作,就要掌握和不断丰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有能力对文献敏感认知,编制高质量的目录,并捕捉机会搜集有特色的好书……虽然,做这样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就在中外学者称誉的那次宋版书展览,陈先行说了这样一句话:上图为此准备了足足58年。

 

为什么是58年?“因为这些藏品不是今天才有的,是前辈积攒下来的。哪怕在学术上,许多也不是我们的发明,前辈已经有结论了,只是当时没条件做。比如七八十年代做善本书目时,许多单位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比对版本遂成了奢望。现在互联网时代别说书影易得,甚至流传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都有机会看到原本。今天这么好的条件,没有进步,会遭地底下老辈们耻笑的。”

 

题图摄于1995年上图新馆开馆之际举办的顾老书法展,背景是顾老给陈先行题的“学思斋”斋名。顾老昔日曾手书《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句赠陈先行,陈先行供图,右为陈先行,左为顾廷龙

文字编辑:陈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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