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这位屠夫看起来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杀戮。从他黑色的眼睛里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苦难与折磨。这双眼睛在他粉、红与白相间的面庞上嵌入了可怕的圆洞。深红色的笔触与画面中若隐若现的白色纵横交错。他的身后是一片似血汪洋。他看起来是这样有血有肉、充满活力。

大约是1919-1920年，柴姆•苏丁在巴黎创作了这幅作品。此时的法国艺术界早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腾得筋疲力尽。上述这幅作品便是战争阴影下的产物。尽管这个残暴的年轻人已经从暴力的前线回来了，然而艺术经销商们总是向往着新生事物，因此苏丁作品的直截了当成为艺术商业市场中的天赐之物。1919年出现的新事物仍与古老的旧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不是装腔作势的写实主义绘画，也还未受到先锋派的污染。艺术经销商保罗·吉拉姆（Paul Guillaume）利用这种保守情绪为苏丁的作品找到了市场，并因此大发横财。

苏丁在现代艺术史上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地位。然而有趣的是，无论你走到巴黎的哪家博物馆，都会发现他的作品。1913年，20多岁的他从俄罗斯来到巴黎，开始艰难孤苦的生活。然而在某些人看来，他的地位尤其重要：他是艺术人文主义的英雄，是连接伦勃朗（Rembrandt，荷兰艺术家）和弗兰克·奥尔巴赫（Frank Auerbach，英国当代艺术家）的桥梁，他为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所处的脆弱时代保持了“传统艺术”的深刻。

此次考陶尔德美术馆（Courtauld Gallery）的展览并没有完全揭示苏丁作品的终极意义，而是像始终萦绕耳畔的一场既聪明又不乏陈词滥调的爵士乐。我反复观察着这档展览里最好的苏丁作品，包括那令人敬畏、刚刚从杀戮现场走出的年轻屠夫。策展人声称苏丁的肖像画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然而这一点也不让人信服。我不确定苏丁是否真的对任何自身感情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作为一个真正的表现主义者，苏丁所创作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他自己的内心反应。这些人物均是他艺术创作的血与肉。

苏丁确实对身着制服的人情有独钟。然而不同于其他色彩鲜明的男性形象，苏丁作品里的女性形象总是显得有些悲惨与不幸。

他的四幅肖像作品里出现了同一位红发男子，这位男子始终穿着一件鲜艳的红色马甲和白色的围裙，摆出各种令人生畏的姿态，比如骄傲地伸出手肘或者把胳膊不确定地放在身体两侧。由于苏丁从未为这些画作命名，因此这些作品的收藏家便把画中的男子定义为侍者、男仆，或是酒店经理。

他们是真正的侍者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画像到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作品（Lucian Freud，1922-2011，英国当代画家），制服始终是肖像画创作的有力组成部分。

By 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

制服使得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露在制服以外的身体部位，比如我们会更加留意从衣领中显露出的或瘦或胖、或丑陋或英俊的人物面庞。此外，我们也会更加留意制服遮蔽下的身体。下图这位侍者肖像画（大约创作于1925年），堪称苏丁最杰出的画作之一，这件红色制服强烈地表现了年轻人的骨骼形态，画中男子从制服中伸展出胳膊和双腿，好像在向人们展示他“被迫”塞进制服里的能量。

苏丁对画中人物的身份并不感兴趣。如果他感兴趣过，那么他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然而，他对人类的境况十分感兴趣。在诺大的社会舞台上，他们被强制性地塞进制服，被迫扮演一种社会角色，人性的脆弱与兽性不断向外蔓延。两场欧洲战争中诞生的艺术将人类的境况先是降低到与牲畜无异，继而化为灰烬。苏丁的作品庆祝了我们人类共同的困境，这些看似时髦的画作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证词。

本文编译自《卫报》，文中图片均为原文配图。

编译：华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