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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天下 | 国内大城市的“相亲价目表”令人咋舌,来看看又是什么杀死了美国人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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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廖勤 编译 2017-08-24 13:53
摘要:由于制造业岗位流失及社会保障网相对薄弱,对美国低学历低收入群体来说,失业已成婚恋关系 “毒药”,一旦伴侣工作不稳定或丢饭碗,他们会很现实地从经济角度看待与伴侣的关系,最终选择分手或离婚。

日前,一份被曝光的中国大城市“相亲价目表”令人咋舌,身价成了婚姻砝码,爱情已无足轻重。其实,在美国,感情也会让位于经济考量。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Victor Tan Chen近日在《大西洋月刊》上撰写了题为“美国,交易型婚姻之乡”的文章,该文指出,由于制造业岗位流失及社会保障网相对薄弱,对美国低学历低收入群体来说,失业已成婚恋关系 “毒药”,一旦伴侣工作不稳定或丢饭碗,他们会很现实地从经济角度看待与伴侣的关系,最终选择分手或离婚。现将文章编译如下:

更多低收入低学历者不婚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人的结婚比例在显著下降。若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一个更新的变化是,引领远离传统婚姻潮流的是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在几十年前,同样到30岁年纪,他们却比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结婚。

如今,在40岁出头、高中学历或者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女性中,结婚的比例仅超过一半。相比之下,在大学学历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三。若在上世纪70年代,几乎是截然不同的情况。

数十年来,男性的婚姻落差变化相对女性较小,但是也呈现类似趋势:拥有高中学历或更少教育的男性未婚比例达25%,而获大学学历的男性未婚比例为23%,更高学历的仅14%。与此同时,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中,离婚率继续攀高,而大学毕业生的婚姻却越来越稳定。

在生育问题上,分化也日益明显。比如,在10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中,一般只有一人会非婚生育。而在10个高中学历的女性中,这个数字达到6人。最近几十年,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中,这类非婚生婴儿的比例急剧上升,而在女大学生群体中几乎没有变化。

为什么在低学历人群、工人阶层中,愿意接受传统婚姻安排的越来越少?一些人倾向于解释为低学历者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诚然,这有一定道理。但是,造成这些变化的核心因素却是:对那些低学历者来说,找不到好工作让他们开始和维持一段婚姻关系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相对薄弱的社会安全保障网也使失业者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失业者更高。当伴侣失业时,是否需要继续保持婚姻关系?许多美国人在做决定前会更多考虑交易性的经济条件。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失去工作的经济后果的担忧,在一个高度重视个人成就的国家,情绪和精神心理上的后果也不得不考虑在内。即便是涉及爱情和生活方式之类私人问题,经济状况、就业机会等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层面都关系重大。

养不起家就没人瞧得上

今年初,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大卫·多恩、戈登·汉森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在这段时期,由于企业不断向海外转移生产线,以及使用计算机和机器人进行自动化生产,美国制造业流失了很多工作岗位。以前,大多数低学历者都从事制造业工作并获得高收入,制造业岗位的消失对工人阶层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对男性来说尤为如此,他们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数远超女性。

奥特尔、多恩和汉森发现,在那些制造业岗位数量锐减的地方,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更小,她们也不愿生太多孩子。研究人员认为,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男性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抚养家庭,因此,作为结婚对象,他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在做相关研究时,我目睹了人们如何从拥有一份好职业沦为“不适合结婚者”的过程。

我和许多失业者交谈过,特别是男性。他们说,约会、结婚或同居已不再是可行的选项:如果他们没法养家,谁会瞧得上他们?

我在底特律一家汽车厂遇到过一位51岁的男子,他已失业三年。在失业期间,他的婚姻破裂了。“我没有钱,现在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告诉我,“在你付不起账单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信任都不复存在。”妻子开始欺骗他并最终离开他,原因就是“有一个男人拿来了钱。”

失去“信任”不只是和收入有关,他还担心,两个孩子也会和他妻子一样看不起他。过去,他有工作,现在却整天待在家里,孩子会觉得很奇怪。在他的理解中,长时间没工作让他看上去不像一个男人。“当你付不起账单,生活会很艰难。所以我一直很抑郁。”他补充说,失业让一个人无法成为他自己或者他曾经的样子,或许这种心态也让他对女性的吸引力大减。

关于缺少工作机会导致适婚男性更难找到对象的理论最先由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提出。当时,他的这一理论主要指向一个特定人群:居住在城市的非裔美国穷人。奥托、多恩和汉森的研究却指出,数十年后,同样的故事在全美上演,无论是白人社区还是非白人社区,无一例外。

去年一项社会学研究还表明,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一对父母至少会有一个非婚生育的孩子。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些地区,要找到收入可观的工作越来越难。过去,高中毕业生还能到工厂上班,或者当办公室低级职员或做销售。现在,这些工作大多都被低收入的服务业岗位取代,比如餐馆员工或门卫、清洁工之类。

社会学家认为,能让男人当成事业来干的职业越来越少。剩下的都是零敲碎打的短工。结果是,当男人失去工作或者工作越来越差时,女人就把男人当成一种高风险的投资。

整体而言,美国人还是期望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这意味着男性作为伴侣的价值与其收入多少密切相关。不过,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女性也承担起供养家庭的责任。对工人阶层来说,当一对伴侣必须依靠工资来解决生计时,无论是男方是女方,彼此都很难忍受对方没有工作。

是政策问题与命运无关

一个人的爱情和家庭生活难道必须被他(她)的就业或失业所支配?

我和美国人、加拿大人都交流过。我吃惊地发现,同样受到制造业岗位流失影响,相比加拿大人,失业对美国人婚恋关系的毒害更大,一旦失去工作,美国人更有可能走向分手或离婚。

一定程度来说,这反映了某种文化差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指出,美国人对婚姻和个人自主都很看重,这点表现在美国人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双高”的现实中(均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包括加拿大)。当把强烈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应用于人际关系时,如果伴侣没有好工作,美国人更愿意结束这段关系。

研究人员还提出“选择性配对”的说法。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寻找一个“有价值的”伴侣越来越重要。对于高学历者来说,一个普林斯顿女大学生未必想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更想找一个对她有价值的人。而对于工人阶层来说,挑选对象的标准也有价值方面的考虑,就是更在乎对方的工作而不是受教育程度。

但是,我的个人研究却从一个更小的切入点来考察这一争论:当夫妻同属工人阶层,若一方失业,如果政府能有相应的具体政策,是否有助维系婚姻?若对处境窘困的家庭给予足够支持,或许能使夫妻在面临失业压力和经济问题时避免劳燕分飞的结局。

我遇到过一名60岁的加拿大男子,在他失业后,他的家庭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他甚至想过自杀。后来,他和妻子前往当地政府出资建立的“行动中心”——一个帮助失业者的项目寻求帮助。该中心说服这位男子的前雇主允许其继续享受医疗保险。他还上了补习班,从而获得高中学位。接着又接受相关培训,成为一名戒瘾顾问,政府为他的所有学费埋单。即使他不能再领取公共失业救济金,他仍然能通过一个特殊项目获得收入。该项目规定只要在过去10年中至少工作了7年,那么在失业时就能获得一份特别收入。

这段经历让他的婚姻、与女儿的关系都变得更加坚固稳定。“在这以前,我们不会坦诚相待,也不会交流。”他说。

虽然美国也提供类似失业保障,但是相比加拿大却显得吝啬和狭隘。加拿大还为贫困家庭提供其他福利政策,特别是单职工家庭。比如,父母能领取“婴儿奖金”,每月为18岁以下的儿童发放免税现金津贴。(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是儿童税收抵免,但对于缴纳收入所得税很少的失业工人和低收入家庭来说,也许只能获得较少的儿童税收抵免,甚至没有。)

和美国一样,一些国家也面临自由贸易和自动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困境,但是这些国家却已建立或者在强化保障网络,以便为民众提供经济稳定的保障。美国人的家庭关系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其实与命运无关,而是政策问题。
    
(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文字编辑:杨立群 图片编辑: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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