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数月鏖战，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但全球疫情的走势及其次生影响尚未休止，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当人们发现自己对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包括捉摸不透的病毒）”远未达到可以预判、知晓、掌控的地步时，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安油然而生。一时间，由德国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一词，再度成为热词，屡屡为专家学者、媒体所引用。

面对“风险社会”时刻发生着的新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挑战？用什么来支撑起人们与风险、未知共生、共舞的信心？就上述问题，上海政法学院章友德教授接受了上观新闻的专访。

安全教育对每个人都有意义

上观新闻：您是一位社会学家，但早在2000年左右，您就开始关注城市灾害与公共安全，并就此展开深入研究，也是国内较早在专著中引荐“风险社会”一词的学者之一。这一次的疫情发生后，有否给您带来新的思考？

章友德：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早在1986年，贝克就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世界还沉浸在战后迅速发展的兴奋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新时空中，各种全球性风险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传统社会的理论不足以对当下社会进行解释，理论家们发现了“风险社会”理论在解释当下社会时的价值，它才为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

大概在2010年前后，“风险社会”一词受到了国内学者和公众的关注。那时的背景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俄罗斯森林大火、多个城市遭遇洪水袭击等众多危及公共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牵动了世人的心。可见，“风险社会”一词的传播与全球化的逐步深化不无关系。

上观新闻：为何贝克的理论可以解释当下社会遭遇的风险？

章友德：贝克对于“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的区分，尤具建设性。他认为，与传统的“自然风险”或者“外部风险”不同的是，今天的风险更多地来自人类自身，而这些所谓“人为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大多是由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这些年来，这一点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诸多公共安全事件中多有体现。

以我们中国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力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自然也会遇到一系列发展中问题的挑战。当现代性的各种后果日益呈现，更将使“风险社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感受是，每一代人对“安全”和“风险”的理解注定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对“风险”的理解源于类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这样的重大安全事件，很多人对于“安全”问题的想象还基本停留在生产安全、金融安全等层面，青年一代对于这些概念的体认和想象注定与我们不同。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话，“不要放过任何一场危机”。未来青年一代对城市和安全的理解源于其孩提时代的体验和记忆。这是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应当有效利用与此次疫情有关的信息资源，与孩子就安全、风险话题多做讨论的重要性所在。有了这样的经验做铺垫，未来的人们才会对风险有更好的认知，才会建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新风险呼唤新安全观

上观新闻：这一次的疫情发生以来，人们发现我们不得不因时、因地地去被动地应对，很多时候充满了无法比病毒“抢先一步”的无奈。面对这样的新风险，如何才算应对得力？

章友德：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成为疫情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从现象层面来看，似乎越是发达的大都市越是脆弱，一个病毒就能将现代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攻陷。

但仔细想来，为何都是在大城市中最早暴发了疫情，原因可能也很简单———人口密度高，经济社会发展，人员交往频繁，这使得病毒通过人际交往而迅速传播。

从这次大都市纷纷“中彩”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都面临着公共安全的大考。中国将和进入城市时代的世界一样，也面临着公共安全的大考。由此来看，我们的安全观不得不积极调整。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至今对新冠肺炎病毒知晓甚少。这是一场全新的疫情，而以我们过往的所有经验，甚至我们自认为的理性认知，在这一次的新型病毒面前都不灵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但反过来说，人类每一步科学技术的演进、知识的积累都曾付出过代价，都有一个探索和认知的过程。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一次的疫情起码对世界上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更新公共安全理念的机会，启发我们有一个理念上的变化，必须更新过去我们头脑中业已形成的那样一个僵化的世界图景，更新我们对安全隐患和危险因素的认知。面对未知，傲慢与自负也可能致命。

其次，我们要继续丰富自己对那些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的认知，对各种安全风险因素的传播途径、传播路线必须要有新的认知。

比如，最近有很多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和质疑的声音，但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因为全球化增加了病毒的传播影响面而全然否定其积极的一面。值得更多人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寻找一个全球化的升级版。在这个升级版中，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仍然应当继续，但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应更加完善。当任何重要疫情信息产生时，都应该尽量把它对接到一个更大的信息系统中，把它变成一个全球可以共享的公共信息系统。在此过程中，各个国家的专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公众怎么做好配合，都值得深入讨论。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很多未知风险是面向全人类的，不是只面对某些国家或地区。

安全教育需从“云端”落地

上观新闻：往年遇到开学季或是与安全有关的主题活动日，您都会受邀去一些大、中、小学授课，开展安全教育。随着越来越多年级的学生可以回归校园，这会是一个好的实施安全教育的机会吗？如何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不放过任何一场危机”？

章友德：孩子们要开学了，现在各个学校都根据自己的风险等级，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卫生安全防护措施预案。这值得肯定，准备应该说也做得非常充分了。

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给很多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心理影响———因为大家还戴着口罩，潜意识中等于把人人都看成了可能的病毒传播者。

未来，我们有几件事情可以做：第一，随着我们对疫情趋势的研判能力越来越强，一定要给孩子们信心，让他们尽快从紧张的担心状态中放松下来；第二，学校里可以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公共安全教育，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各种与病毒有关的科学知识；第三，此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不仅是安全教育的素材，更可以是生命教育、生涯教育的活教材。为了应对疫情，各行各业都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和调整，他们的付出或行动是很好的职业教育的素材。

简单来说，安全教育只有考虑到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从他们的接受能力出发，根据不同学校的特点设计不同的主题，重视学生的参与，培养他们对复杂社会的理性认知、判断和选择能力，这样的教育才能够从“云端”落地，不会让人感到隔阂。

与此同时，学校在实施安全教育的过程中，也应该处理好公共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健康教育等其他综合素养教育之间的关系。疫情未来会如何发展，还真无法确定，但如何建立起一个常备不懈的机制，但同时又不过分紧张，这中间的度是需要很好地去把握的。

未来，我们将面临的非传统风险可能越来越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岗位部门，都可能需要面对各自的公共安全问题，对此，我们要让孩子有人人有责但人人皆有可为之处的生活态度。更进一步来说，往后整个中国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和水平能不能提升，正有赖于我们现在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的公共安全教育。如果我们今天的安全教育，能让孩子们形成积极的安全意识，把守护彼此之间的安全变成习惯、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它的理想效果就达成了。

也只有这样的安全教育，才有利于学生形成对自己、对群体和社会的正确的认知，才能真正提高他们把握复杂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掌握透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关系的科学方法。只有这样的安全教育，才不会让人产生误读和抵触心理，才会助长公众的安心而不是过度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