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疫情大范围快速传播，成为我国自2003年“非典”（SARS）疫情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使我国经济遭受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期，境外疫情的快速蔓延，国际进入市场大幅动荡，国外经济运行受到严重干扰，全球经济增长承压，这进一步加大了我国本已受疫情严重影响的经济增长，使我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因而，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加积极灵活，以对抗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的上升，增强经济增长动能。

疫情增强了我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从经济结构来看，疫情对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影响是不均等的，不同的经济结构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疫后经济恢复速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行业来看，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是餐饮、旅游、住宿、娱乐、零售、交通运输、房地产及建筑等基础民生行业，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占GDP和城镇就业的近30%。由于服务性行业的经济恢复的速度要慢于生产性行业，这次疫后经济恢复将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正常的经济增长轨道。

从经济所处的周期来看，在2003年，当时中国加入WTO不久，出口需求快速增长，拉动我国经济上行；而在当下，经济已持续多年下行，2019年底才实现了“弱企稳”且下行压力犹存。

由于本次疫情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企业受到的损害不会固化，也不会影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不会受到实质性的、灾难性的伤害。但是，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大概率将超过“非典”，严重影响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疫情使我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疫情可能出现的反复以及境外疫情的传播使我国今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

由于本次疫情爆发于春节假期，爆发后严格的居家隔离措施使包括1.7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内的大量异地就业人员滞留在家。随着返工潮的出现，这次新冠病毒的长潜伏期和高传染性可能使疫情再度爆发。如果四五月份疫情出现反弹，防控疫情将再度进入一级响应状态，恢复生产进程中断。

最近一段时期里，中国境外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快速上升。新冠病毒的强传染性使其可能成为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成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市场最动荡的时期。由于各国政府在应对疫情的理念和采取隔离措施的力度上差异较大，短期内能否有效控制这种传染性较强的疫情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给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也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以“快、准、狠”的危机管理策略应对疫情冲击

当前，由于疫情冲击，国内、国际均处于非常时期，宏观政策也要摆脱常规思维，要采用危机时期的策略来应对。在危机时期，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较强，宏观政策操作的核心是风险管理，短期内政策措施应当超越常规，应体现危机应对政策的“快、准、狠”的特点，采取相对较为激进的策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所谓的“快”，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对疫情冲击做出政策响应。所谓的“准”，就是在政策作用的对象上要精准。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既有总量上的影响，也有结构上的影响。总量的影响是指今年的总体经济增长将低于原先预期，所以需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结构的影响是指餐饮、旅游、住宿、娱乐、零售、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所以需要采取结构性的政策工具来精准扶持。所谓的“狠”，就是宏观政策力度要“过头”，即政策力度要强于通常认定的“适度”水平。政策力度“过头”部分就相当于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购买保险。

当然，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并不意味着要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大规模刺激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大。从受疫情冲击及疫后经济恢复角度来看，除了要扶持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企业渡过难关外，要加大公共的、基础性设施的投资力度，以弥补消费的受损。

货币政策要总量工具和结构工具并用，加大政策力度

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维稳措施，主要有：（1）春节后主要通过逆回购方式向市场投放了流动性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2）引导各种利率先后下降10个基点，带动市场整体利率下行；（3）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5000亿元的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抗击疫情和中小微企业复工。这些措施已初步取得了较好效果；（4）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未来央行需要总量性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并用，加大政策力度。政策建议如下：

（一）适当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继续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二）加大中小银行资本金补充力度。（三）增加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四）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使市场流动性保持在相对较为充裕的水平。

尽管最近几个月我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有上涨趋势，一二月份分别为5.4%和5.2%，但这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上涨导致的。也就是说，最近CPI的上涨更多的是临时性因素而不是经济基本面因素。实际上，核心CPI的上涨已经有半年徘徊在1.4%和1.5%之间，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指数的上涨更是持续徘徊在零值附近，经常性出现轻微通缩的特征。所以，货币政策有加大政策力度的空间。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精准扶持中小微企业

在宏观政策工具中，由于财政政策见效快且具有较强的定向调节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上应发挥挑大梁的作用，要以中央财政为主导，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疫情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政策，主要是支持抗疫相关支出、减免和缓缴单位的各种税费，需要加大政策力度。政策建议如下：

（一）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财政扶持力度，设立至少一年的政策保护期。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小微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现金流问题，急需“输血”。财政政策应该对受损严重的企业设置至少一年的保护期，在保护期内通过退税、直接补贴和加大转移支付等财政定向帮扶，支持企业尽快恢复现金流、发展生产，避免企业因为现金流断裂而陷入经营困难，防止企业集中倒闭、失业潮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

（三）加快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各大都市圈正处于形成、融合过程之中，加快都市圈内各个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促使都市圈内城市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能使都市圈各个城市的发展更加聚焦在各自的优势产业上，资源在都市圈这一更大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流动、配置，各城市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更大的市场，增强规模经济，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四）适当放松外来人口较多城市的外来人口落户限制，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适当加快房地产开发步伐，促进城市经济发展。2019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为60.6%，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相比尚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巨大。

（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将已规划的建设项目提前实施；对人口持续流入较多的城市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由于建筑业就业占城镇就业比重将近16%，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对“稳就业”也有重要意义。

（六）加快5G网络建设及其5G网络的商业应用步伐。5G网络建设能带动投资，5G网络的商业用用能有效降低相关业态的运营成本，催生新经济、新业态，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七）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民生项目的财政投入。在日本和美国，这四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60%，北欧国家更高。而我国这四项基础民生投入比重明显偏低，只有近35%。如果我国财政支出更多地投入到民生等基础领域，特别是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从而增强国家、社会以及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