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1922年开始纪念“三八”妇女节。而中国妇女第一次群众性纪念“三八”节活动是在1924年，当时在广州和上海举行。从192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丝纱女工协会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争取妇女权利、反帝反封建开始，上海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上海的妇女运动不仅为中共的早期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与人员储备，也在中共领导下组织了不少活动，进一步推进妇女运动发展。

中共推动上海妇女解放运动

1924年，中国妇女界统一战线建立，国共两党妇女在广州、上海组织了第一次“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活动。虽然当时的纪念活动主要发生在广州，但是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于当天晚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并被载入中国妇女运动史。

2016年12月出版的《上海党史与党建》曾刊登一篇由上海师范大学马培撰写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妇女节纪念活动初探》，引用了这样一段记载：“1924年1月，向警予亲自组织丝厂女工与纱厂女工联合成立上海丝纱女工协会，……1924年3月8日晚7时，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召开‘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到会五十余人，主席李纪源致词，王奠世详述三八节的来历及国际妇女运动的历史，女工代表王根英、陈凤英在会上做了中国为什么纪念‘三八’的演说，茶点后散会。”由此可以看出，这次上海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是在中共的组织和参与下进行的，是中共重视与彰显女工力量的具体体现。文中提供的参考文献显示，这段史料来自于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0日刊登的《女工会庆祝妇女节》一文。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改组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并以该会名义创办《妇女声》半月刊，指导妇女运动。1922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为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

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向警予主持制定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强调指出：“我们深知现代妇女所以至于被奴属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这是党的决议第一次提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无论是在上海发起并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还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都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自1922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上海最早的中共女党员之后，女性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不可或缺的力量。据《上海妇女志》记载：1923年9月，上海的中共党员仅有34人，其中女党员3人；1924年11月，上海的中共党员增加到109人，其中女党员有7人，她们是向警予、王一知、陈比难、杨之华、钟复光、张琴秋和陈倩如；1925年12月，上海的中共党员激增到1022人，其中女党员250人，占24.46％；到1927年1月，上海的中共女党员已有696人，占当时上海的中共党员总数（3630人）的19.17％，而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女党员所占比例不到9%。

办学培养先进女性

上海有两所女子学校，一所是在1921年住进10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博文女校。国学大师章太炎唯一的女弟子黄绍兰创办博文女校，对于中共“一大”在上海的举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博文女校出现在上海并非偶然。19世纪50年代，女子教育在上海萌芽。1912年12月27日，孙中山亲临松江清华女校发表演讲，痛斥几千年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摧残迫害，盛赞松江教育界推广女子教育有功。博文女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中共一大纪念馆资料组在《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一文中，介绍了黄绍兰女儿黄允的回忆：“辛亥革命后，黄兴做南京留守处主任，她的母亲黄绍兰（即黄朴君）也参加留守处工作。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1917年张勋闹复辟以后，她到上海办博文女校。”黄绍兰为博文女校创办人之一，另两位创办人为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

另一所有着重要地位的女子学校便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这所妇女干部学校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租赁。李达任校长，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平民女校中诞生了许多革命干部，比如17岁进平民女校的初级班学生钱希均，她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参与妇女运动，后成为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之一。

上海的妇女运动走在全国前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妇女运动受到限制，但还是有不少妇女干部来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缪伯英前往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她染上伤寒，被送进宝隆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之际，她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

1928年5月1日,一位年仅33岁的女共产党员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汉口余记里刑场英勇牺牲。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女部长、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向警予。归国后在上海入党的向警予在沪期间撰写了大量论述妇女解放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向导》《前锋》《觉悟》和《妇女周报》《妇女杂志》上。 中央历次关于妇女运动的文件和决议，也大多是由她提议和起草的。

据《上海妇女志》记载，大革命失败后，相继来上海秘密从事妇女工作，后来又因种种原因陆续离开上海的有：蔡畅，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等职，1931年前往瑞金；邓颖超，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32年奔赴革命根据地；刘英，1928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1929年前往苏联莫斯科读书；张琴秋，1930年在上海中共沪东区委做女工工作，1931年去了革命根据地；李伯钊，1930年在上海香烟厂做女工，1931年前往瑞金；金维映，1927年来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党团书记，1931年前往瑞金；刘群先，1930年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1933年前往瑞金。她们还都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外，还有李文宜、周秀珠、张金保等人从外地调来上海，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从兴女学、废缠足到办女校、办女报，从批判封建纲常、宣传男女平等、要求参政，到呼吁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参加革命，上海的妇女运动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历史表明，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上海的妇女运动揭开了新的篇章。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妇女解放指明了方向。缪伯英、向警予、王一知、杨之华、蔡畅、徐全直、张琴秋、钟复光、李文宜……无数中国的先进女性终于明白了：中国的妇女解放只有被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才能实现真正解放的社会基础，最终才能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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