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在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曹东勃看来，当今中国是一个大流动社会，在这样的大流动社会，“以不变应万变”只能是一碗看上去很美的“心灵鸡汤”，它必然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同时，此次疫情也促使我们审视、反思和调整既有的一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下是他在上海财经大学战“疫”直播云团课的演讲。

今年的春节，我们过得并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流动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考验。对于这场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用了三个“最”作出了权威判断：“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从短期来看，这次疫情的发生，叠加于我们即将实现“十三五”规划收官、决胜脱贫攻坚战、建成小康社会、迎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大考。但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或如中国古代先贤孟子深刻总结的“生于忧患”的道理，任何一个文明、一个民族国家，总要经历艰难险阻、跨越急流险滩，才能取得进步和成就。历史也证明，人类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与疾病的抗争史。

身处大流动社会，这场战“疫”带来哪些思考？今天，我就此跟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大流动社会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所谓大流动社会，是指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本附着和附属于土地、户籍、单位等要素和框架的人口，大规模、常态化、钟摆式流动起来的一种社会结构。近年来，部分社会学学者从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入手，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区，对我们所处的这一“大流动社会”做出一些重要的勾勒与判断。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完成了从“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的转变, 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使得束缚于固定的人地关系之上的巨量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流动起来，这固然是对劳动力流出地资源要素再平衡的一个考验，也是对劳动力流入地社会治理水平的一种挑战，更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与根本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便是这种巨大流动性不断冲破旧的枷锁，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马克思语）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口、资金、信息乃至土地（经营权），几乎所有的要素都进入一个快速流转的轨道。在这样的大流动社会，“以不变应万变”只能是一碗看上去很美的“心灵鸡汤”，它必然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

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了社会的流动，而经济全球化则使这种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当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中西部的小镇青年睡眼惺忪背着蛇皮口袋、挑着涂料胶桶挤上绿皮火车，告别故土、闯荡城市的时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也随之加速。城市车间里的工作与农村田野上的农作大不一样，虽然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意义却有不同。农作给人一种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度，务农首在不违农时，相对于精细化计量的工时来说，农业的时令是一种慢生活。而工业化则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叠加上高流动人口，使得城市更多时候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除了生活节奏的变化，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也打破了几千年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对固定的地籍和户籍进行社会治理的习惯。2019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规模为2.8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东部沿海九省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中，跨省流动者10%以上的城市超过三成。如果放大来看，在一些城市近郊还出现了流动人口数量超过户籍人口的现象，这个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被称为“土客替代”现象。一方面，这些外来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强大的活力，为城市消费者农副产品的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本地村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传统的静态式的人口管理模式和村居治理体系，在面对人户分离、土客替代的大流动社会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由此可见，大流动社会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见证。流动，本身是一件好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元旦致辞中所说的：“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正是“大流动社会”激发的生机使然。但不可否认，大流动社会也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管理者既要保证本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也要在这种高流动性的开放社会中，以高水平、精细化的社会治理，用心、倾心地为长期居住于此、生活于此的流动人口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

重新恢复社会的流动性需要做什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间点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2亿多流动人口的社会来说，治理挑战可谓巨大。疫情的发生，使一个高速运转的“流动中国”被按下“暂停键”，踩下“急刹车”。1000万人口级别的武汉被“封城”，全国范围延长假期、延迟开工，这不是一个轻易就能下的决定，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政治定力、政治担当和战略勇气。但既然是暂停键，就必然有重启的时刻。当疫情趋缓，我们在继续做好防控的同时，需要重新恢复社会的流动性，使经济社会秩序回归常态。

抓抗疫、促生产，是重启流动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若人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生产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但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没有生产的适时和必要的恢复，抗疫进程也会受到影响。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生产，两手都要硬，这是重启流动社会的不二法门。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启流动社会的基本道路。从“抓抗疫、促生产”的角度看，诸如“封路”之类的“硬核防疫”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在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后，必须进行调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率不过18%，如今已突破60%。城市中庞大的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在校大学生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他们是城市活力的源泉、创新的动力，是城市创造美好生活的依靠力量，也是城市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城市是人才集聚、资源集约利用之所在，人气升腾之处，造就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因此，畅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就成为当下复工复产的必然之举。风险始终都会存在，但我们要做的不是因噎废食，走回头路，否弃城市化的道路，而是要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在保障所有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基础上，化解城市发展的风险。

做好春耕备耕，是重启流动社会必要的物质保障。就目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说，至为重要的是不误农时，做好春耕备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最近针对三农工作作出专门指示，“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全力组织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保障夏粮丰收。”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生产直接决定着夏粮收成。在我国，夏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比重在25%左右，相对于秋粮而言，这25%看似不大，却对全年粮食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风向标效应，对稳定国内外粮价预期有着重大影响。每年春夏之交（3月上旬至5月上旬），即传统上所说的青黄不接之际，去岁陈粮多有消耗，当年新粮还未上市，恰是粮食安全最为脆弱的时期。当此非常时期，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既要有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更要有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水平。必须未雨绸缪，主产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共克时艰。

对于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哪些方面值得深思

如果再进一步思考，这次疫情也促使我们审视、反思和调整既有的一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关注生活治理。这次疫情不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迫性，也要求我们尽快将“生活治理”提上议事日程。所谓生活治理，是指把社会治理实践直接人格化地融入日常生活过程，帮助群众实现有序和幸福的生活。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 对私人生活的治理由来已久, 这是一种由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耦合形成的治理传统。事实上，中国发生的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活动，本质上都是对百姓生活的治理，直接指向群众怎么过日子。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一贯很自觉、也很擅长从群众关心的身边小事、从组织群众生活来开展工作，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善和强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从作风建设抓起，通过“八项规定”管住了党内不良作风；为了解决垃圾围城的难题，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垃圾分类”这个新时尚，人们的习惯为之改变……每一次都是从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入手、小处着眼，最终形成社会风气和制度的变革。

这一次疫情防控，也让我们改变了一些既有习惯。比如，我曾挂职过的云南省元阳县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提出了“白事简办、红事不办”，改变了以往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陋习；又如上海市精神文明办提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公勺公筷、减少传染”，从餐桌习惯入手，减少就餐时可能存在的交叉风险。还有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云办公”，以网络会议取代过往那些不必要的文件流转和冗长的形式主义会议，等等。类似的变革，还有很多。把这些好经验和好做法固化下来、传承下去，将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更好理解创新的力量。著名管理学家熊彼特曾提出“创造性毁灭”学说，指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是创新的重要力量，而创造性毁灭则是创新的内涵和结果。而在一场系统性风险转变为系统性危机之后，能够富有韧性和弹性地借力借势完成颠覆性变革，则是卓越企业锻造自身“反脆弱”能力的应有之义。此次疫情将对部分产业的业态升级更新、智能化转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借助“互联网＋”再造自身产销流程；一些农业企业则抓住机会，开拓“农超对接”新渠道。在突发疫情面前，创新改革成为一些企业应变求生的必然举措。而所有这一切，都会加速中国经济新旧引擎的切换速度，增强其在重压之下调整结构、适应变革的能力。

第三，重思三对关系。

首先，这次疫情让我们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在自然面前应保持谦卑之心、敬畏之心、戒慎之心，要杜绝不健康甚至是畸形的饮食和消费习惯，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次，这次疫情让我们深刻反思人与社会的关系。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体会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方便快捷的美好生活背后，是包括快递小哥在内的无数行业、无数群体的辛勤劳动和贡献。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幸福也不会从天而降，只有“我为人人”，最终才能实现“人人为我”。

最后，这次疫情让我们深刻反思人与自我的关系。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大家减少了群聚性社交活动，宅在家中。这实际上也是一次从琐事中抽离、与自我对话、让思想充电、使心灵澄净的过程。借用网红医生张文宏的话来说，“语言少了，思想就出来了”。我们可以在阅读和思考中思接千载、神游万里，提升修养、慎独自省。

对于青年人来说，在思想上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是避免要么事不关心、高高挂起，要么关心则乱、忧郁绝望的两极化思想。疫情对原有的学习习惯等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即将毕业的同学也可能面临较大就业压力，这个时候切忌将自己的思维和心智搅成“一团乱麻”“钻牛角尖”，而是要调整心态，适应环境的变化，并通过正当渠道寻求帮助。二是要拒绝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诱惑，理性应对网上各种信息，不盲从、不轻信，更不能传谣。这次在抗疫一线，涌现出了一批可爱的“90后”“00后”。他们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体现了青年人的时代担当和青春风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文明这个古老文明之所以历经几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久而弥坚，靠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靠的是文化自信的滋养。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命运，归根结底掌握在我们自己，特别是作为民族希望的青年一代手中。只要坚定必胜的信念，担当起时代责任，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青年的精气神不垮，变革创新的步伐就不会停顿，民族复兴的目标就必能实现。

【思想者小传】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教学能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曾获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著有《红河边的中国：滇西挂职行思录》《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职业农民的兴起》等作品。（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转载请注明来源“上观新闻”，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