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场疫情，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国人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春节。在这段特殊时期里，阅读和写作成了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在各自家中，还是在通勤的地铁上，甚至是在方舱医院，都能看到人们捧书阅读或是书写、敲打文字的场景。

风浪来临之时，人们应该如何自处？文学作品和人文教育又能为人们带来怎样的精神力量？且看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人文学者陈平原的观点。

陈平原

写作这件事本身，便是一种自我清理与自我治疗

上观新闻：疫情之下，人应该如何自处？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许多普通人写下了自己的抗疫日记，又或是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记录这段特殊时光。您怎么看待这些记录和表达？

陈平原：这是本次战“疫”在表达与传播方面最大的特点———很多普通人用微信或视频的方式，记录下这个春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某种意义上，写作这件事本身，便是一种自我清理与自我治疗。不追求作品完美无缺，当你斟酌着到底该记录哪些事件、传达何种信息、如何实现传播时，就既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也是一种感性的宣泄。这个特别的春天，必须被铭记，也注定会被铭记。

所谓“礼失求诸野”，日后阅读这段历史，除了国史、地方志、新闻报道以及文学作品，还会有很多个人的日记与追忆。多年后回首，我们将会发现，因为互联网及移动客户端的普及，这一回的写作和传播与以往灾难发生时迥异，最大特点在于，很多个体乃至底层的声音得以保留———它们或许眼界偏狭，但一样有实感与温度。

上观新闻：随着社交网络日益发达，疫情期间的每一个新闻、每一种动态似乎都能瞬间被无数人了解，这也因此让人们感受到了被过度的信息裹挟的无力感。对抗这种无力感，您有什么建议？

陈平原：这回新冠疫情的信息传播，比2003年的SARS肆虐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更为迅速，也更为多元。作为普通人，每天面对排山倒海般真假混杂的疫情信息，确实没有能力做出专业判断，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而不是惊慌失措或赶紧转发。因为这种时刻，越是危言耸听的说法，越容易得到传播。否则，一天24小时，被各种惊悚的“内部消息”以及“紧急辟谣”弄得坐卧不宁，情绪如坐过山车。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对策不一样。我的办法是，首先关闭若干喜欢传播明显不靠谱消息的朋友圈，再就是紧盯几个我以为比较靠谱的媒体，阅读它们推出的翔实报道。这次疫情报道中，原本时效性不强的周刊反而发挥了巨大作用，我认为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至于个人写作，我和很多人一样，喜欢读“围城”中方方的日记。

特殊时期，人们依然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即使身在方舱医院也是如此。    新华社 图

上观新闻：有网友说，疫情期间感到烦闷时，就伏在案头解一些数学题，在这种逻辑操练之下重获一些平静，也越发感到数学之美。这是否和您通过写作来纾解情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平原：2月17日，《新京报》在网上推出我写的《借“研究学术”来解决“思想苦闷”》一文，文章原题是《一种自我纾解的策略》，我想后者的表述或许更为准确。对于那些没有机遇也没有能力战斗在第一线的人来说，除了每天关注疫情进展，做些力所能及的捐赠外，就只能宅在家中。如何熬过这“无所事事”的时光，也是件难事。

平日里忙得四脚朝天，突然放松下来，除了吃饭、睡觉、看手机，没什么非做不可的事，这其实也很考验人。很多人觉得还不如上班干活痛快，有的人会因此变得火气特别大。这种烦躁、郁闷、焦虑、愤怒，既有针对外在环境的正义感，也包含了突然失落的无力感。这个时候，必须找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不能整天手机刷屏或盯着电视看。根据个人的职业及教养，人们可以解数学题，可以写字、画画，也可以做做木工活。即便是专业作家或学者，也不一定非写与疫情相关的题材不可。有人擅长即时反应，有人需要沉潜把玩，有人则相信鲁迅说的：“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具体的应对策略因人而异，但面对这么一场很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你不能无动于衷。

体验苦难，因而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课

上观新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与灾害抗争是个永恒的课题，灾害也因此成了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题。此次疫情期间，加缪的《鼠疫》等经典作品被许多人重新阅读、讨论。在您看来，这些文学作品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平原：如何与自然灾害抗争，确实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考验。只是相对于火山、地震、海啸或者饥荒来说，瘟疫的持续时间往往更长，且敌人看不见摸不着，更易恐慌。古今中外文学中，对此多有描述。

但比起古代诗文，比如“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说疫气》）；或者“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又与吴质书》）长篇小说或电影无疑更有冲击力。这也是此次疫情中，很多人阅读或谈论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或者法国电影《屋顶上的轻骑兵》、美国电影《传染病》的缘故。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渲染灾难时刻的痛苦与黑暗，但最终落脚的，往往是人性的光辉与高贵。

为什么《鼠疫》更受关注，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其哲理性。比如近期常被转述的：“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

上观新闻：阅读文学作品给人启发，阅读名人名家的心路历程也是如此。近期，您与“三联中读”合作，制作“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品鉴20位现代名家风采”的音频节目。您希望这些内容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精神力量？

陈平原：相对于文字图书，音频节目的优劣长短，我至今没有想清楚。声音一遍过———虽然可以不断回放，这与读书时之“掩卷长思”，明显不一样。借音频节目普及知识效果很好，轻松娱乐也还可以，至于谈论思想性或学术性强的话题，能否被接受，我始终信心不足。以“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为题，谈论20位现代名家的言行与风采，虽也谈人，但不是传记，更像侧影，包含作者的个人感怀或学术发现。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讲起承转合，如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求听众有较好的文化修养，能主动补齐作者没说出来的背景知识，方能明白你的“一得之见”。这种讲法，其实更适合于大学课堂乃至研究院。

之所以偏重人物的精神、气质、趣味，而不是其政治或学术上的功业，跟原来的书名有关系———《当年游侠人》。大家一听就明白我的写作宗旨：无论生存于乱世、浊世还是治世，都得努力直面惨淡的人生，学会独立思考与砥砺前行。

上观新闻：在面对重大灾害时，许多人习惯仰仗科普内容，觉得学习科学知识是可以“救命”的。但也有人说，这个时候，文学是具有疗救功能的。应该怎样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

陈平原：面对重大灾难，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两者都需要，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我同意第一时间是科普，让大众了解疫情的来龙去脉，方不至于听见风就是雨，任凭各种谣言摆布。这个工作很重要，政府及媒体迅速跟上，很快就全覆盖、无死角。至于更为专业的，比如从物种进化的角度观察人与病毒的关系、讨论各种瘟疫的产生及社会影响，或者中外抗疫的历史，那要看个人兴趣，可读可不读。

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所谓人性善，是需要呵护与养育的；具体到每个人，体验苦难，因而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课。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同行。

我不敢说现代中国文学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我感慨的是，去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很多场合都提及德先生与赛先生，加上今天中国高校毛入学率已超过50%，可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依旧有待加强。

所谓“韧性”，就是在升降起落时能够从容应对

上观新闻：您在2003年撰写的《生于忧患》近日被上传网络，再度引发讨论。当时您写道：“重提‘生于忧患’，是有感于年轻一代生逢其时，中国在走上坡路，里里外外都感觉良好，很可能忘了人世间还会有挫折、灾难乃至倒退。这样的心理状态，无法抗御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17年过去了，您觉得人们的忧患意识是否发生了变化？

陈平原：比起17年前，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中国人的自信心也更足了。但要警惕一些盲目自信和盲从的口号。今日，或许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目前的巨大成绩与潜在危机，警惕一些报喜不报忧的陋习，也请记得鲁迅先生对“合群的自大”与“爱国的自大”的批判。

说实话，改革开放四十年，确实了不起，但那种一日千里的发展态势，不可能一直不变。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过渡到中低速，这是必然趋势，我们能做的，只是控制好节奏。葆有一定的忧患意识，努力争取“芝麻开花节节高”，也能在面临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及时调整好心态，不至于惊慌失措。

陈平原应邀参加“祈福武汉·心灯长明——抗击疫情名家书画义拍”而写的书法作品。    

上观新闻：“韧性城市”是目前国际社会在防灾减灾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韧性城市通过城市完善整体格局和持续的功能运行,可以适应和化解灾害。对人和社会来说，其实也需要磨炼自己的“韧性”，去应对一些大风大浪。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文学科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平原：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所谓“韧性”，就是在升降起落时能够从容应对，并及时调整方向与策略。谈及作为两极的成败、高低、强弱、贫富，只是为了论述方便，其实更应该关注二者之间的自由滑动。需要努力把握的是，这种滑动的趋势与速度。

每个人的著书立说乃至安身立命，都受大时代与小环境的影响。作为个体来说，大的时代潮流以及社会氛围是个人难以左右的，能做的就是经营好自己的小环境。在这个洞悉、选择以及调适的过程中，人文学科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书读多了———尤其是好的人文学著作，心胸自然开阔些，既能居安思危，又能胜不骄败不馁。或许，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韧性”吧。

上观新闻：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发文要求破除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评价体系“SCI论文至上”风，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评价体系的反思。与此同时，“有用”“无用”之争也一直困扰着人们对人文学科的认识和评价。当前，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有用”和“无用”，推动形成更多元的评价体系？

陈平原：所谓“SCI论文至上”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论文至上，二是英文论文至上。SC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引文索引类刊物，创刊于1964年，上世纪80年代被作为评价指标引入中国，一开始对打破国人的自我封闭是有好处的，可后来一窝蜂吹捧，逐渐走火入魔。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开始纠偏，这很好。可中国人模仿SCI建立起来的CSCI以及CSSCI，同样值得深刻反省。揭穿SCI以及影响因子的神话，江晓原等的系列文章值得推荐。

单纯用SCI来做科研及教学的指挥棒，实在是“误尽苍生”。可问题在于，破除了“SCI论文至上”后，如何评价学者的工作？中国学界普遍浮躁，缺乏自我清洁能力，“SCI论文至上”只是表象。比如，科研项目崇拜就不比“SCI论文至上”好到哪里去。曾经看到某长江学者的评审材料，称5年间完成15项省部级项目。项目如此之多，除了做计划、填表格、报销经费，还有时间读书做学问吗？可这现在成了硬指标，普遍以科研经费论英雄，好多学校还专门组织填表培训。

我从2005年撰《学问不是评出来的》，到2014年写《要“项目”还是要“成果”》，始终坚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我相信，“三五十年后总结，或百年后回眸，这个时代最有才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文学者，必定不是今天台面上显赫一时的‘项目英雄’”。我这里说的是人文学，与理工科更多依赖经费投入的情况不太一样。之所以学术管理演变成了简单的数论文、算经费，就因为世间万物一经量化，高低一目了然。不破除行政主导，单是去掉SCI崇拜，依旧回不到“学术本位”———说不定还因掺杂人情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何妨乘此机会多读点书，既养身，又养心

上观新闻：目前，全国大中小学生都处在“停课不停学”的状态，您也正通过网络直播教学。在您感觉中，网络授课与过去的面授课程有何不同？学生的反馈如何？

陈平原：SARS期间还能戴口罩上课，这回更严重了，大家都足不出户，宅在家中，实行线上教学。这学期我上的是研究生专题课，相对灵活些。考虑到自己年纪大、技术水平低，采用了比较简便的企业微信软件。40个学生，“群直播”时效果很好，到“会议”就不理想了，主要是无法见面，隔空对话，聚不拢。我的补救办法是：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参考材料，用电子邮件发来各自的感想及疑惑，我来统一解答。我相信，尽可能摸索着前进，一定会逐渐熟练的。但我还是希望早日回到校园。没有面对面，无法做到因材施教。

好在课后学生反应不错，说早上起来就期待着听老师的课，感觉有事情做，似乎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疫情期间的教学，主要功能是稳定军心。当老师的毕竟年长，见过更多的世面，这个时候的言谈举止，对学生有示范性。我赞同教育部特殊时期线上教学的指令，但大学、中学、小学不同，文理工医农也有异，到底怎么做效果更好，允许自由尝试，不应一刀切。

陈平原在家给学生直播上课。

上观新闻：除了专业内容，您是否会鼓励学生们做些其他拓展？比如虽然博物馆、美术馆都暂时闭馆，但开放了许多线上展览供大家参观。这些是否也可作为广大学生“云学习”的内容之一？

陈平原：跟上班族们换个方式“云办公”还是不一样，目前的线上教学，我以为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校园生活远不只是听课做作业。至于“云学习”，那当然是好事，但更多的属于学校日常教学的补充。学校里的教学活动，以文字及声音为主，而博物馆及美术馆的长项是实物与图像，那也是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

除了毕业班必须赶写学位论文，不能拖延，其他年级的学生不妨借此机会尝试新的阅读方式，自由选择，更讲个人趣味。平日被各种必读书紧箍咒般扣得太紧，这回的“云学习”，可以更为灵活、随性。说不定，经由此疫，学会获取知识的另一种途径。人文学科相对灵活些，跳来跳去读书问题不大；理工科不一样，好多先修课程及知识若不掌握，下一步的教学无法展开。在这个意义上，学校设定某些课程必修，以及强调教学时的面对面，还是有道理的。

上观新闻：您说过，您个人的阅读习惯是长线规划，不太主张“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遇什么危机读什么书”。但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可能这个突如其来的长寒假，正让他们思考着自己的阅读规划。对此，您有些什么建议？

陈平原：还是17年前我在《生于忧患》一文里的说法：“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何妨乘此机会多读点书———读点不太实用的人文方面的书，既养身，又养心。不一定亲历苦难，通过有效的阅读，触摸历史，体会人世的艰难，养成慈悲情怀，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平常心，同样十分重要。” 

至于有人关注历史，有人热爱文学，有人对宗教或艺术更感兴趣，那都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有高低雅俗之分。只是有一点：选读的书籍若与当下自家处境多少有所关联，可能更容易体会。但这不应该成为先决条件，否则，会变成循环论证。

人物小传 | 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年—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大学何为》《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三十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