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世界多国的肆虐，让笔者想起了人类的灾难历史，其中闪亮着与灾难历史相关并努力为人类进行书写与铭记的优秀文学作品。

自有人类记载的历史以来，各种灾难难以计数。这些灾难记忆，其中有的是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痛苦、不幸，有的是疫情、疫病带来的灾难，人类历史有可观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灾难史。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人类往往通过文化视角和文艺样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认识，记录大灾大疫中人类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由此，为后人留下诸多关于疫情、疫病、灾难的文化书写和文化记忆。

加缪与《鼠疫》

关于人类遭遇“疫病”灾难的文学书写，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双重经典——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加缪的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7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畅销不衰。

在这部名作中，加缪以象征主义手法描述了发生在阿尔及尔奥兰城的一场瘟疫。奥兰城里鼠疫肆虐，人们身处“鼠疫城”，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小说主人公里厄医生，在瘟疫面前则保持着镇静、老练、谦恭的态度，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不能成为圣徒，但可以拒绝向瘟疫屈服，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

在《鼠疫》中，加缪不仅写了灾难，更写了灾难背后的人性，挖掘深度令人肃然起敬。加缪描写瘟疫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的同时，更看到了复苏的是善、是同情、是良知、是爱这些人类可贵的精神力量和品质。正是每个普通人内在的勇气和正义，在生命面前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带来奥兰城的最后胜利。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强调的，“要有直面荒诞的勇气，又要有平衡矛盾之毅力；要有反抗超越之举，又要有将爱内化为主体精神之境界，从而达到主体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和谐。”

小说中的“鼠疫”富有象征意义和隐喻意义，和对人类的警醒和警示意义。“鼠疫”象征的是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如自然灾害、战争、疾病、意外事件等，都可以是“鼠疫”的象征对象，它们潜伏于人类身边，随时有可能暴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萨拉马戈与《失明症漫记》

《失明症漫记》是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小说被认为是自《鼠疫》之后疾病灾变题材的另一次“文学探险”，并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颁奖时称赞这部作品“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

小说呈现的是西方某个大城市突然暴发传染病，人们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白色眼疾”，许多人随之失明。疾病迅速蔓延，城市一片混乱，当局下令将失明者关进精神病院，派士兵把守，并且枪杀失明者。此时，罪恶的念头在幸存的失明者中萌芽。小说中的主人公医生太太，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伪称自己也是失明者，在特殊情境中发生的一切都落入她的眼中：机智的少妇、懦弱的丈夫、刚烈的妓女、狠毒的恶棍，在她的“看见”下演出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喜剧……

若泽·萨拉马戈通过此书思考，如果我们都是如此盲目，如果失明症像瘟疫一样蔓延，而只有一人得以幸免，人类社会将会怎样？本书中，作者以“失明”为传染病症状加于人类，描绘了人在面对足以颠覆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灾害时所表现出的人性特质，对善与恶，尤其是疾病灾难中人类的欲望和脆弱，进行了异常深刻的揭示。

马尔克斯与《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马尔克斯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长达六十年时间的爱情纠葛描写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读者展示了人类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

小说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丰富而又繁复的爱情表达方式的描写中，他将战争、瘟疫和其他灾祸巧妙穿插，再现了加勒比地区的世事沧桑，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在社会交际中的孤独感使互相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但在灾难面前，人的心灵格外需要亮光、温暖和对生命的激情。这时候，爱情就显得尤为可贵。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霍乱中的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极致的爱情故事，带给人们的思考是——苦难最终的救赎，必然是爱……

吉奥诺与《屋顶上的轻骑兵》

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是写于1951年的英雄浪漫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位意大利轻骑兵上校来到法国南部，正赶上一场蔓延的霍乱，由此邂逅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途中他们到处碰到官兵对感染者的追杀。两人在患难中渐生微妙情愫，而少妇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阴影……

《屋顶上的轻骑兵》与加缪的《鼠疫》的主题一致，探讨瘟疫本身和人在瘟疫中的行为，“它们都强调瘟疫之所以可怕，乃是它在客观上致人于死的同时，也引发由于惊慌而造成的自私、残酷等心灵上的瘟疫。心灵瘟疫扩大了病原体的杀戮潜力，而只有回归人性，回归专业，瘟疫始有可能得到控制”。

加缪曾说：“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这些记录人类“疫情”“疫病”灾难的文学图书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们把我们人类的痛苦、悲哀、噩运、灾难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进行解读和认识，人类与疾病、灾难中的人性表现以及道德伦理表现，对于它们的认知经验，超越了具体的灾难性事件，而具有了普遍的精神特质。

这些“疫病”题材的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在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背后，人们对自然和人类整体命运的焦虑和自省，这是这一类文学文本带给我们的更加积极的阅读意义。关于灾难的文化记忆、文学记忆，或许无法立竿见影地帮助人类解除实际生活中的痛苦，但它们引发我们沉思，思考和不回避灾难、死亡、痛苦的命题，使人类的生存能够获得勇气和力量，使心灵得到慰藉，激发关于人生目的探索与认知，并由此产生出伟大的智慧、坚定的自信与富于理性光芒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