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西班牙画家戈雅在画作中描绘了一种名为鼠疫的病毒，在这幅名为《圣·弗兰西斯·波吉亚用十架苦像驱魔》的画作中，被具象化的瘟疫，以魔鬼的形象围绕在一位患者的身边，露出诡异的笑容。患者深陷恐惧，那是一种即使手握十字架，依然无法赶走的恐惧。

戈雅并非第一位记录灾难的画家。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范围的传染病、战争爆发后，都会有一批艺术家成为特殊的记录者、思考者。

其中有一些作品带着时代的烙印，却又超越了时间，无论何时被观看，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它们不只是简单地描摹、再现痛苦，而是替无数普通人发出内心的呐喊，激发向死而生的力量，抚慰了灾难中受伤的心灵。

（戈雅 《圣·弗兰西斯·波吉亚用十架苦像驱魔》）

蒙克 《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 肆虐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约5亿人感染。奥地利著名画家克里姆特、席勒因这场流感而离世。远在挪威的画家爱德华·蒙克也没能逃过病毒的侵袭。

蒙克是知名的表现主义画家，《呐喊》是他最广为人知的名作，画中一位犹如幽灵的人物站在峡湾旁，神情惊恐地以双手捂着耳朵，传递出现代社会人们的焦虑和苦闷。

蒙克 《呐喊》

蒙克在儿时就目睹父母、兄弟和两姐妹先后因病死去，他自己也一再受抑郁症的侵袭，恐惧一直伴随着他。

幸运的是，蒙克最终战胜了流感病毒，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直接表达流感疫情的，就是他的《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

医学史家特蕾莎·索斯盖特这样描述这件作品：画中人怪异、憔悴、虚弱，或许还在发烧，是一个从坟墓里出来的病人，一个在寻找家园的幽灵。在宽大的晨袍之下，下坍的双肩，形成近乎完美的曲线，形似杏仁的眼睛沉重地垂了下来，从深陷的眼窝里向外瞧，却不相信看到了什么，嘴唇厚实而干燥，头发蓬乱，胡须也未加修剪。他双臂懒懒地落在膝盖上，沉重得举不起来。两眼茫然，好像看什么都要费极大的劲。

在画面的左上方有一块橘色的矩形色块，仿佛光线从外面摄进来，暗示病人终于恢复了健康。这幅作品至今仍然触动人心，因为它展现了一个鲜活的、普通的血肉之躯面对疾病时的内心挣扎。

蒙克 《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

莫奈 《睡莲》

1918年11月1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的第二天，法国印象派大画家莫奈萌生了一个念头，他写信告诉时任法国总理的克莱蒙梭，他要在法国胜利的那天，把自己画的《睡莲》捐献给国家，以纪念来之不易的和平。

一战期间，莫奈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劫难：战争爆发前夕，他的长子去世。不久后，次子参军。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爆发，他的好友相继与世长辞。垂垂老矣的莫奈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在吉维尼花园里，他反复地描摹着睡莲、日式拱桥和垂柳。这些看似和灾难本身无关的主题，却表达了莫奈身为一个普通人在灾难中最真挚的渴望：渴望心灵的宁静，渴望人性的回归。

1927年，莫奈去世一年后，他所画的8幅《睡莲》终于在克莱蒙梭的主持下，正式转移到巴黎橘园美术馆特设的展厅。从1914年起，莫奈就陆续开始了这批作品的创作，直至去世之前。

橘园美术馆展出的《睡莲》

这8幅《睡莲》陈列在两个椭圆形的展厅，高两米，长近百米。应莫奈生前的要求，展厅顶部布置了玻璃天窗和白纱网，对阳光进行两道过滤，在保持光线充足的前提下，营造朦胧的效果。为了和太阳光的移动轨迹保持一致，画作依次从西向东展开，这也对应了塞纳河的流向。

第一间展厅中的四副作品，展现了一天之内水生植物们和天空光线的变化；第二间展厅的作品则聚焦池畔柳树与水面形成强烈反差。一光，一影，构成了画家眼中的色彩。橘园美术馆展示莫奈这批作品的门厅也被誉为“印象派的西斯廷教堂”。

莫奈曾说，他想用画笔把美带回满是枪眼的废墟，用美浸润嗜血的灵魂。希望人们紧张不堪的神经在欣赏这些画时得到放松，就像水面一样的平静，犹如置身花池中央，在此静思默想。

毕加索 《格尔尼卡》

1937年，西班牙委托毕加索为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壁画。不久后，德军轰炸西班牙北部重镇格尔尼卡，美丽的小镇被炮火夷为平地。毕加索非常愤慨，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格尔尼卡》。

这幅杰作采用了象征性的符号，对于法西斯的控诉以及对人性悲悯的倾诉，丝毫不逊色于再现性的写实手法绘画。

毕加索曾说，画中的公牛象征强暴力，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画中还有许多对于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左边，一位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右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的左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

这一切，都是空炸中受难逃生者的真实写照。

《格尔尼卡》（局部）

毕加索将一个个充满动感、刺激、夸张、变形的形象，组织得统一有序。在画面正中央，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方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整幅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每一段都有重点：

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

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以及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充满恐惧的眼睛。

第三段中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人。

第四段是绝望伸臂的男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将领和士兵经常出入于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有一次，在艺术馆的出口处，毕加索发给每个德国军人一张《格尔尼卡》的印刷品。一位德国盖世太保头目指着这印品问毕家索：“这是您的杰作吗？”毕加索面色严厉地回答：“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蒋兆和 《流民图》

蒋兆和1904年出生于四处泸州一个破败的书香之家。他1920年来到上海，开始自学素描、油画，后来在上海美专，北平艺专任教。作为百年来中国绘画变革中的水墨人物画大师，蒋兆和一生中最重要的巨作，就是画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流民图》。这幅并不十分知名的画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历史遗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兆和目睹日军炮火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满街的流民与伤员，于1942年开始动笔，历时一年完成了《流民图》。

《流民图》（局部）

孟德斯鸠曾说：“人在苦难中更像一个人。” 蒋兆和一辈子没画过壮丽的河山，只喜欢画人，而且专画受苦的可怜人。创作《流民图》时，他在北京以为人画像为生，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在创作反映战争灾难的画作，他不得不一小幅一小幅分散着画，最后合成六尺高、八丈多长的巨幅，展现了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

1943年，《流民图》在北京太庙展出，许多市民前来观看，画展很快被日本宪兵下令关闭。一年后，此画在上海展出了两周，日方借故取走了这幅画，《流民图》从此下落不明。

1953年，《流民图》神奇地被找到，回到蒋兆和手里，但整个长卷已经残缺不全。“文革”结束后，这幅残破的画在仓库角落被发现，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