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疫”正处在关键阶段，这是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一次大考。近年来，以智慧政府、智慧社会和数字经济为重点，我国在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各城市信息化服务水平和市民信息化素质明显提升，智慧城市建设覆盖了政务、交通、产业、科技、教育、医疗、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这些投入和积累，在打破疫情信息封锁、促进国家决策形成、改进督促地方作风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为非常时期的资源调配、医疗救护和生活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智慧医疗方面，疫情期间各类智慧医疗平台帮助广大群众及时获得健康评估和专业指导，线上辅助疫情自查、指导就诊，缓解了线下医院压力。科研领域快速研发和引进更多AI技术，如阿里、百度等企业将自身的AI算法免费开放给一线科研机构，支持病毒基因测序、新药研发、蛋白筛选等工作，帮助科研机构缩短研发周期；科研人员利用超算进行靶点探寻、新药筛选、先导物及试验优化、药理毒理等研究工作。这些都离不开相关企业在智慧医疗上的研发建设，同时也得益于病毒医学样本等方面的数据库系统等。

在智慧政务方面，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推出“掌上”办事、“非接触”办事、“不见面审批”等公共服务，推进政务事项的线上查询、预约和办理，并开展疫情防控资讯发布、线索收集上报、医疗资源分配以及科普宣传等工作。在武汉市建设火神山医院的过程中，首次出现了5000多万名网友在线“云监工”的场景。这些都依赖于前期“云政府”、“一网通办”等智慧政务平台的建设和服务经验积累。

在智慧交通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地图实时反映国民迁徙动态，如百度地图发挥AI技术和数据优势，全面开放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平台，为公众、媒体、政府、科研人员及时了解疫情防控现状、掌握各地出行路线封堵情况，提供全面、立体的大数据服务。此外，无人驾驶技术在更多场景落地，辅助防控工作。百度、京东等企业在各医院确诊病人隔离区部署无人驾驶消毒机器人、无人驾驶配送车。智慧交通系统不仅为赈灾物资供给和快速调配提供了有力支持，也节省了大量人力资源。

在智慧社区方面，不少社区借助“物联网+互联网+物业服务”的创新服务模式，实现流动人员排查、本地居民排查/回访、特定人群通知等服务，并推行智慧车行、无感出入、在线缴费、智能催收、云监控、在线采购等创新服务。基于新一代信息科技的智慧社区，不仅摆脱了主要依靠“人海战术”的传统管理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智慧教育方面，不少科技公司响应“停课不停学”，针对教育行业开放多项教育产品和服务。腾讯、百度等企业联合在线教育合作伙伴，为全国各级教育部门、中小学生提供了在线教学整体解决方案，并在疫情期间免费开放。科大讯飞以AI技术为依托，运用精准的三步AI教学方式，助力学习效率提升。此外，新东方、爱奇艺知识、学而思等在线教育机构在疫情期间推出“免费课程”，加速了在线教育模式的普及。

在远程办公方面，企业微信、腾讯会议、阿里钉钉、华为云WeLink、百度Hi、飞书等先后发布远程办公指南，为企业提供云计算、视频会议等远程办公配套服务，支持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并针对疫情防控增加在线问诊、健康报备等功能。可预见的是，这次大规模“练兵”对改变企业管理模式、降低办公成本、实现绿色发展将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智慧金融方面，一是通过开发基于全场景的社区解决方案应用，与支付宝、微信支付、云闪付等互联网支付平台整合，实现了社区内大数据管理和生活物资购买配送的融合联动，促进了疫情防控和民生稳定有序同步发展。二是通过先进的金融科技手段及大数据精准识别匹配，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三是将疫情防控期间个人隐瞒病史等行为纳入失信监管，计入个人公共信用，通过金融系统的约束，提高其失信成本。这些措施促进了金融业发展与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的融合。

在智慧生活方面，生鲜电商加速替代传统零售，在线买菜、在线购物成为常态，盒马鲜生、京东到家、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平台纷纷推出“无接触配送”；PP体育等互联网体育平台推出赛事免费直播、健身直播、免费义诊等服务。影视行业采取电影在线播放等举措自救，并催生直播、短视频平台短剧等互联网泛影视新业态。从日常生活消费到文化体育消费，此前相关投入和建设效果进一步凸显，为今后智慧生活领域的持续创新发展注入信心。

在数字经济方面，以智能制造为例，一些制造业和科技企业迅速改装、新建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防护服、口罩、医学护目镜、检测试剂等急需医用物资，既体现了我国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也是数字经济的一次展示。以智能建筑为例，此次火神山医院采用了行业最前沿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从建设到投入使用仅用了10天时间，极大地提升了武汉的救治能力。另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数字经济的重点行业，在快速生产、快速运营、快速供给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保障作用。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可否认，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城市还在依靠“人海战术”“纯手动操作”等传统方法，进行疫情线索统计、文件签字、信息填报等工作。个别城市硬件建设虽然比较先进，但软件建设没有跟上，一些设备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正是一段时间以来粗放开发建设、过度依赖投资、硬件与软件错位、重形式轻内容、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等造成的。相关城市和管理部门对此应理性看待，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作为今后改进和完善的重点，真正建设好既有高科技支撑，又有深厚人文关怀的智慧城市。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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