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深度 > 纵深 > 文章详情
当医护人员被污名化、谣言比真相有市场……社会科学有这些妙招!
分享至:
 (32)
 (1)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龚丹韵 2020-02-15 15:39
摘要:每个个体,应被当作生命指标来看待

疫情之下,人们对人生意义、生活建设、生态文明或许都有某种新的思考。

而病毒,涉及的不只是医学、生物学,还有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

对于众生百态,不妨听听社会学科的学者们怎么看,有哪些主意。

 

人生

稍早前,林晨同学(网名)在B站上传的视频里说:30岁,失业,月入3万元变成月入3000元,是不是该放弃做自媒体了?迷茫。

评论里,有人留下只言片语的安慰,也有人感到共鸣。

彼时个体们的大烦恼,不过是平安岁月里的一粒小浮尘。直到新冠病毒人传人的新闻浮出水面,就在他生活的城市武汉。

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天早上9点,闹钟响了,他本能地拿起拍摄器材,去家附近转了转。

视频截图

无人机安静地飞过空无一人的大街、桥、商街、广场,冰冷的建筑勾勒出两条直线,伸向无尽的远方,仿佛科幻电影里的场景。

空城视频上传到B站后,立即风靡网络,央视播了4遍。但在拍摄之初,他说,自己也没想到空城会是主题。

他的B站粉丝数一下子暴涨。后台上百条留言求助,大多是家人生病没有床位,求转发、求帮助。他把信息一一转给了认识的志愿者,再多,实在也做不了什么了。

每天,数字是冰冷的,真正的担心来自身边认识的人,比如听说哪个同学的家人、谁谁谁的朋友也被感染……有几天,剪片子熬夜,加上本有哮喘,他开始感冒、咳嗽,精神紧张,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得病了。好在休息一阵,又好了。

回忆当时从电台辞职,转做自媒体,“我一直有点困惑,觉得自己个人不值得被关注。”他说,直到这次的视频让他找回些许价值感,“我想明白了,大家关心的是武汉和武汉的人,不是我个体。那么我就用视频,回应大家的需求,这样才对得起别人的关注。”

经历人生心路转变的,大概不只林晨同学一个。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说,这次疫情,他特别关注年轻一代。

作为在全球化、互联网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人,“90后”活得更洒脱和自我。

但梁永安认为,在不对称信息中成长的这代青年,直接经验很少,间接经验太多。所谓经验、直觉、判断,大多来源于网上、道听途说,常以为世界就是网络里的那样,理所当然的认识多了些。

而现在,平凡琐碎的生活被打破,如何敬畏生命、对待生命,是一个摆在当下的价值观考题。

梁永安希望,年轻人更多学会倾听,不能只有表达。倾听不同的声音,打破自己原有的逻辑、原有的经验。

现在被突然按下暂停键,或许对某些人内心的成长,是一次触动。


【心理】

已经在家远程办公近一周,小安的感受并不好。

网上有一篇文章说,刚开始,所有远程办公的人心里喜滋滋,不用起很早、挤公交的梦想提前实现了。

但是当闹钟响起,你忍不住再度睡去,老板交代了什么?不好意思,还在做梦。

作基本洗漱后,不化妆,不梳头,不换衣服,窝在沙发或椅子上,啪啪敲键盘。忽然看到一个视频会议请求,赶紧披上外套。上身还算“时尚丽人”“帅气小伙”,下面其实穿着珊瑚绒睡裤和棉拖。

小安说,帖子的形容基本真实,她在家上班一直穿着羽绒睡衣。有一次临时视频会议,印象中仪态端庄的女领导刚刚洗完头,披着湿淋淋的头发出现在屏幕上

为了应对每天下午的固定会议,小安特意调整了摄像头,移开私人物品,刻意让拍摄范围有限,有时候干脆靠着一面墙站。

上班装备。小安 提供

手机一点儿都不敢离身,就怕上一趟厕所,手机响、领导找。这几天,她已经养成上厕所、洗澡洗头、晒衣服都随时不忘带手机的习惯。

被网友诟病的另一点,就是和父母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到一半,忽然母亲端来一盘水果;临近中午,忽然飘来阵阵饭菜香气,导致工作效率严重下降。

更烦恼的是,开会开到一半,键盘敲到一半,客厅里看电视的父母发出“混合双响”。也有一种爸妈,不干扰你干活,而是代替老板成为监工……

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树林,这几天正拉着自己的学生团队写作多篇心理学的公众号推文,关于焦虑、谣言和情绪管理。

比如“稀缺陷阱”,指人们不知不觉间被诱导,过高估计了物品的稀缺程度。应对方法有:

重新审视物资的真实需求,可以数一数家里究竟能吃下多少东西;

转移注意力,不过度关注手机信息;

多做一些带来控制感的事情,如适当地游戏;

还有多运动,增加自己驾驭生活的信心。

而另一篇文章着重分析:危机中,为什么谣言往往比真相更有市场

谣言具有一定的心理功能,提示风险,使人恐慌,激起应激状态。在危机中,谣言迎合了人们这种基本心理需要。

当下,疫情的不确定性、把控感的缺乏与焦虑情绪,让大众产生了强烈求知欲。但等待信息的过程充满煎熬,“总得做点什么事情才会安心”。

此时,当权威渠道暂时提供不了确切信息时,人们就会通过非正式渠道搜寻,这个“时间差”为谣言提供了温床。此外,还有“认知失调”、三人成虎的“真相错觉”等种种原因。

懂得了这些,一方面个体可以自我调节情绪,另一方面,对社会治理来说,打破谣言的办法也显而易见:

及时回应人们的关切和需求,不回避问题。疫情时期,快速反应尤其重要。含糊其词、话说一半,以为可以应付过去,实际上为孳生谣言提供了土壤。

在陈树林看来,我们也要容忍长期处在焦虑中的各种行为表现。对一些人来说,是用“抢购”这种行为缓解焦虑而已,“疫情中暂时浮现的一些现象,不必太过苛求”。

最根本的办法,是怀抱乐观的信念。陈树林说,人可能生来悲观,从原始社会走到现代,焦虑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本能。而乐观是人与社会接触的必备技能,也和人的免疫力密切相关。

总结来说,焦虑可以让人活下来,而乐观才能让人活得更好。

身处返城高峰,每个人在道路口、机场、火车站、地铁,不自觉地感到紧张。一些肢体冲突、不配合的个体行为,可能是负面情绪长久积压后的一次宣泄。

朱桥道口返程客流。司占伟 摄

陈树林的团队制作了一个深呼吸的放松音频,研究表明,它对80%以上的人能起到平复情绪的效果。

“我希望可以在车站等公共场所播放,短短一两分钟,深吸一口气,引导每一个人缓解紧绷的情绪。”陈树林说。

如今,各大城市的心理热线纷纷上线。汶川地震之后,很多人意识到,心理学在灾难中十分重要。不仅是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家属、被隔离者,即便在家“闷”了14天的普通人,也需要一些心理疏导。

按国际经验,最好一开始就把心理救助内嵌入防灾体系中,而不是等到有人情绪崩溃才请心理学人士救一下场。

陈树林希望,心理学在未来能有制度性的推广和提升。

【传播】

杨琳是一名律师,也是中山大学上海校友会秘书长。起初,她和千万上海市民一样“闷”在家里,直到接到中山大学校友、森田集团一位副总的电话。对方说,想捐10万个出口日本的口罩给上海抗疫一线的医生校友。

杨琳十分高兴,马上邀请校友们共同组建一个网上“后援团”,通过微信群对接各种事宜。在校友们的帮助下,第一批口罩顺利送达医院。

28日,森田副总的朋友、箱包品牌DESENO的老板说,想捐点箱包给逆行的勇士,杨琳第一时间将信息发给后援团。当天晚上,她收到华山医院校友来电:有200多名“白衣战士”即将出征武汉,急需22028英寸的拉杆箱。在不到7个小时的时间里,企业员工完成拣货、装箱及运输,确保箱包在清晨准时送达指定地点。

29日,仁济医院也急需15028英寸的拉杆箱。此时,箱包企业还未复工,仓库存货不够,于是他们组建了一个“箱包兄弟群”,另一个箱包品牌OCCA一起加入,将15028英寸的箱包送到医院……

尽管没有身处一线,甚至也没有对接物流,只是宅在家里做一些统计、联系的活儿,杨琳仍然掩饰不住高兴。她说,看到医疗队“出征”的报道,觉得感动和自豪。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注意到,此次报道医务人员时,媒体大量运用“战士出征”的比喻

“战争”作为媒体话语框架,有利于前期动员、情感唤起、凝聚力形成,并引导公众重视危机,但效果随疫情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现阶段,用得过多,反而可能增加集体焦虑。

比如,上海援鄂医疗队再次“出征”,感人至深。但也有市民担忧,上海本地病人怎么办?好在权威发布快速回应:目前上海有医疗机构3853家,有医师7.77万人,护士9.71万人,及时消解了焦虑。

驰援武汉的上海中山医院医疗队。赖鑫琳 摄

潘霁认为,随着疫情发展,公众希望看到更多硬核的事实信息、细节内容和专业判断。

他建议渐渐淡化战争词汇,积极整合城市社区组织、社交媒介和大数据技术,为公众提供更多“颗粒”更小,按个人情况和地理位置定制的疫情信息。

另一个案例是,为了号召市民不出门,一个“上海人拎得清”的宣传文案在朋友圈广为流传,许多人自觉转发,深入人心。

“充分尊重上海本地文化、城市精神和地方身份认同,站在市民立场做疫情的公共传播,往往能事半功倍。”潘霁说。

在他看来,“病毒”不单属于某一学科。除了医疗、公共卫生、生物学,同时必然牵扯社会各个领域。疫情海量信息的生产发布和相关决策的研判过程,应有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等更多专业视角的深度介入。

他希望社科人文学者的专业声音能更多参与,发挥更大作用。

【文明

有医护人员回自己小区,却被邻居拦截,国际上,也有“我是人不是病毒”的抱一抱活动,激发了大家的共鸣。

这些都涉及人类学的一个术语:污名化。

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潘天舒说,当年非典疫情结束后不久,他在哈佛大学的两位博导凯博文、华琛曾共同主编跨学科的会议论文,所述种种,今天看来对当下疫情仍有深刻观照。

其中尤为切题的就是疫情中发生与特定传染病相关的污名化现象。

单纯从生物医学角度,人们知道去过疫区的人未必携带病毒,但依然认为这些人可能“不干净”,认为他们不该出现在这里,尤其出现在“我身边”,似乎破坏了原本的秩序。

在医学人类学者看来,我们对健康和疾病的体验,始终受到自身文化环境的影响。

那么如何在公共空间去除污名化呢?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是,由享有声望的人士(如文体明星、文化名流、政坛名人),“拥抱”被污名化的群体。

在国际上,艾滋病的去污名化运动中,类似的做法非常有效。此次疫情中,来自各行各业的名人们可以身体力行。

潘天舒还注意到,在防疫期间,上海动员了大量基层人员。对比2003年,时代不同,环境不同,难度不同,想要达到当年一样的效果,社区基层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因为上海经过空间重构之后的社区大多已处于“陌生人社会”,对门十几年的邻居,彼此之间不知道名字,也不鲜见。一些年轻人连居委会在哪里也不知道。或许一些老旧小区、老弄堂里还保留着相互照应的邻里关系。

而陌生的新型社区,双亲被隔离后,小孩单独在家怎么办?孤寡老人怎么办?处于特殊时期,居委会得知后可以上门给予特殊照顾,而未来更长的时间,居住空间重构、熟人社会消解且处于深度老龄化状态的社区,基层干部们下一个5年、10年工作如何开展,是一项有待创新和探索的课题。

采访中,有本书被许多学者提及———戴蒙德的人类学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它提出一个经典观点:

当年的印第安土著并非败给了白人的枪炮,而是败于白人身上携带的病菌。他们死于白人病菌的人数,远远大于死于枪炮下的人数。

戴蒙德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圈养动物,给人类带来各种流行病风险。故而,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视角来看,食物生产技术发达的农业文明未必比游牧文明更加“先进”。

而另一本历史学著作《瘟疫与人》,则把瘟疫放在了世界历史的坐标上,提出人类几次大的瘟疫,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当然,在不可逆的文明发展中,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们不可能倒退,但是仍应反思。

梁永安从学术角度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历史上,渔猎文明发生大规模瘟疫的次数相对较少。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国家,旱灾、涝灾、蝗灾、瘟疫,多灾多难。

多难兴邦。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传染病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工业社会更加剧了这种风险。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中,农业社会的旧习仍然没有改变,比如打喷嚏、咳嗽不会遮掩,感冒发烧的人不会主动戴口罩。他们也许不是毫无道德感之人,但是对公共礼仪缺乏意识。

这些农业社会不讲究的细节,在当代城市生活中需要强调和规范。

“文明要有新的标准,需要更精细化的指标。”梁永安说,每个个体,不仅意味着经济指标、统计指标,也应被当作生命指标来看待。

尤其对农业大国中国而言,与自然生态之间维持平衡,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未来的曙光,不光在武汉,更在每个人的家里和心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上一篇: 没有了
下一篇: 没有了
  相关文章
评论(1)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