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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专家:疫情当前,三类人群急需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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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俊珺 2020-02-13 10:30
摘要:给患者、医务人员​、相关服务保障人员温暖与信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还在持续。向疫区逆行的白衣战士、正在经受疾病煎熬的病人、相关服务保障人员,都迫切需要心理的支持与抚慰。

同济大学医学院赵旭东教授是我国知名的精神医学专家,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他这样解读疫情中心理援助的意义。


心理援助不是靠耍嘴皮子

上观新闻: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而言,在经受疾病考验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他们是否是当下最需要心理援助的人群?

赵旭东:的确,刚刚得知患病时,病人会经历一个否认期。有的人会有一种做梦一样的不真实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而接下来的,就是恐惧,担心家人的安危,觉得内疚。有人表现为情绪崩溃,有人会出现语无伦次、神志不清的状态。他们很需要精神科医生给予专业的帮助。

与此同时,目前正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也是非常急需心理支持的人。

上观新闻:医务人员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他们的心理状况关乎病人的生命。

赵旭东:可以说,他们的心身健康状况直接关乎整个“战役”的成败。为他们在高风险工作中尽量提供安全保障、人文关怀和心理支持,保护好他们的战斗力,是此次疫情心理援助的核心。

此外还有一大批管理、安全保障、后勤服务人员等,也处在高危和高压的状态。他们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安慰和谈话,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简单明了的信息支持,这些信息包括安全保障方面的信息,关于他们的亲人安全的信息。

患者、医务人员、相关服务保障人员,对于这三类人的心理援助是当下非常急迫的事情。

(在武汉客厅病区外的野战帐篷里,医护人员搭建起了一个联动指挥中心,开展对武汉各地病患的收治对接工作。董天晔 摄)

上观新闻:现在主要有哪些人在为他们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救援?

赵旭东心理救援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耍嘴皮子,也不是简单依靠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目前的援助主要是由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来担当的。

各地有不少精神科医生编队进入了医疗队前往疫区,他们与一线的其他医务人员一样,也是勇敢的逆行者。湖北当地还有一大批精神科医生正奋战在抗疫前线,他们既要保护所收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还要深入隔离病房中给病人进行会诊,压力非常大。

全国各大相关的学会、学术机构,比如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心身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还有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都努力地在后方为“前线”的医生想办法,同时也在为更广大的人群提供心理咨询。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的成员们大年初一就行动起来了,在贾晓明主任委员主持下紧急开了工作启动会。这个注册系统里有一批非常资深的精神科专家、心理学家,其中有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的心理救援。我们一直在通过互联网对全国的心理督导师进行再督导。

上观新闻:心理督导是指什么?

赵旭东:督导师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对其他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进行业务指导的资深人员。他们开展的督导工作,有点像医院里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监督、辅导,只是没有那么等级森严。我们从年初二起,就动员两百多名注册督导师,连续七天开网络视频会议,把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热线所接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类,讨论目前最急迫的心理问题。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帮助求助者们找口罩等防护物资,帮助病人求医问药、联系社区、联系慈善机构等,给予他们切实帮助。

上观新闻:心理救援与社会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

赵旭东:是的,国际上有一个术语叫“心理社会救援”。心理救援要给人提供安全感、归属感,起到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建立社会支持的网络。

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筹)院长、附属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赵旭东    邵剑平 摄


 他们最需要的是信心,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上观新闻:在突发的重大灾难中,心理救援与身体救助治疗是否同样重要?

赵旭东:是的,灾害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为各种人群和个体提供的心理援助和社会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重视抢险救灾、防治疫病中的心理服务。

心理技术不能直接杀病毒,但当灾难或疫情来临,人都有情绪,需要沟通、疏泄、安抚,渴望被倾听、被关注,急欲抱团取暖。情绪状态和免疫系统功能密切关联,积极情绪被激发起来,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健康,就能有效的去杀灭病毒。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灾难心理救援。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心理救援首次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成为重大事件应急机制的组成部分。一大批精神科医生奋战在封闭病房,为患者抚平内心的创伤。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数千名心理救援者进入灾区,其中包括数百名精神科医生、几百名有组织的心理学者和许多自行前往的志愿者。国际上有很多研究认为,大地震等创伤发生后灾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会达到10%以上,有的文献甚至认为高达40%。但汶川大地震过后,我们国家很多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随访,发现灾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都在5%左右,当时的心理救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根本的还是要在生物医学领域战胜、控制病毒。目前社会的恐慌与人们的不安,归根到底都与疾病能不能被科学技术所战胜密切相关。进行心理救援并不是要唱主角,而是要争取做医护及科技人员的“神助攻”,尽力让整个社会能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武汉方舱医院首批病人 新华社熊琦 摄)

上观新闻:非典、汶川地震时的心理救援对此次的疫情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赵旭东:在应对非典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病毒感染病不是纯粹的生物学课题,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方面攻坚克难的同时,还要把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对待,要采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战胜疫情。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击倒数万人,还有很多人对病毒感到恐惧、缺乏安全感、缺乏确定性,个别人甚至还出现了愤怒、精神崩溃、甚至敌对攻击的情绪,这都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部分。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赶赴灾区的志愿者非常多,但缺乏协同与有序的管理。这次抗击传染病,很多非医学背景的心理工作者不可以自己赶到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去,心理救援的难度更大。但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的领导下,救援工作的开展与过去相比更有组织、也更加规范了。

汶川地震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不恰当的时候催着病人回忆创伤的经历如果对着方舱医院的病人问“你痛不痛”,“你亲人不在身边你怎么想的”,这都没什么很大的用处。病人与外界隔离,此时除了治疗外,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心理救援要给与他们的,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要告诉病人国家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医生和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哪些努力,给他们信心与温暖。

上观新闻:心理学上有一种“灾难后成长”的说法,每个人都会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成长吗?

赵旭东:人类是在与疾病的对抗中,在各种磨难中不断进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在疾病与灾难面前,很多人的社会情感被激发出来,爱心、同情心、同理心得到升华,经验、智慧、勇气和胆量得到充实提高,这都是积极的心理变化。

尽管此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在经受考验,但要相信人的心理是有弹性的,压扁了还可以再跳起来。希望大多数人都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锤炼,并且依然可以用积极的情感面对生活,不断体会爱的意义、增强爱的能力。

题图来源:董天晔

栏目主编: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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