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在上海出生，一岁不到就被我父亲最小的妹妹送到故乡绍兴的祖父母家，这样我在绍兴观音弄祖父母家一住就是六年，期间我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快乐童年。当我返回上海番禺路家时，母亲已很难同我沟通，因为我满口绍兴话。读书时每年暑假我也会去绍兴。每年过年，我们全家随着父亲坐火车回绍兴，探望他的父母亲，父亲的哥姐弟妹们每年也是一样，从全国各地携全家回绍兴过年，如此持续多年。我算是一个对绍兴比较了解的上海人。

1917年前后，我的曾祖父谢静安从绍兴来到上海，他先在老乡黄楚九的号称远东第一俱乐部的“大世界”当店员，后受到侄子但比他年长十岁谢蓉斋的帮助，成为上海滩颇有名气的茶叶出口商。彼时，谢蓉斋因不凡的“洋庄茶叶”出口业绩已是“十里洋场”名人，据《浙江茶叶专志》记载，民国2年共有6家平水茶叶销售茶栈，谢蓉斋的“谦益茶栈”以 55000 箱位居第一。

祖父谢静安在如此环境中快速发展，其财技和管理能力得到充分施展，逐渐在谦益茶栈独当一面，运营、财务和人事等重要职能都由他一人掌管。1923年初谢蓉斋突然辞世，危难时刻谢静安经选举执掌谦益茶栈，不但迅速稳住经营基本面，而且将谦益茶栈带到新的高度。

从谢静安谢蓉斋叔侄的故事中不难看出，绍兴人的团结互助不仅仅是出于伦理乡亲情的简单抱团链接，更多是一种基于使命、责任和社会发展共同进步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恒久基因。这一点，还可以从“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的建立中也可以窥得一二。绍兴建城已有2500多年历史，绍兴曾辖绍兴、上虞、余姚、嵊县、新昌、诸暨、萧山七县，故在民国时在上海的绍兴同乡会组织称“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同乡会成立于1910年8月，是近代上海最具影响力、最有实力的同乡会之一。在其成立之初，就确定其宗旨是“联络乡谊，图谋本籍及旅沪乡人之公益”，主要从事：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和解旅沪乡人之争议；救助旅沪乡人之损害；维护旅沪乡人之职业；改进旅沪乡人之风俗等。

从同乡会章程中不难看出，教育是绍兴旅沪同乡会适应上海近代化需要开办的主要事业。1912年同乡会成立不久即开设商业补习学校，专招旅沪习商的同乡子弟补授普通学科及商业专门知识（包括专修英文课）。1917年，同乡会又募集基本金3万元，依当时民国政府颁布的初等、高等小学章程创办同乡公学（后改称“第一小学”）。随后在1920年又相继在南市和闸北分别创设第二小学和第三小学。最后，于1938年又创设绍兴七邑旅沪中学。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乔石，当年创建和领导了绍兴七邑旅沪中学共产党地下组织。

以上这些都要归功于同乡会规定：“各校学生先尽七县同乡子弟，如有余额,得兼收各地学生”，这一规定为新中国建立储备和输送了各样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同德中学的中学部于1952年秋并入绍兴七邑旅沪中学，1953年4月，改名为育群中学。1955年同德中学全部并入育群中学。1962年秋，闸北第四中学和第六中学的两所高中部全部编入育群中学。至今在历史保护建筑绍兴七县同乡会会馆内大门外，有“奠基石 上海市教育局立”房角石，这幢由著名英国马海洋行设计的会馆，现已面目全非。

从小，祖母就向我们小辈谆谆教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勉励我们从小学好知识立志报效祖国，至今，绍兴观音弄祖父府邸二楼挂着朱伯庐的“治学格言”。绝大多数绍兴人都非常重视教育立家，了解教育兴国的大义，无怪乎上海人会对绍兴人留下“重视教育”的印象，因为他们重视的不仅仅是外在的知识，更是内在生命里的丰富度和家国情怀。

翻开1928年出版的《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学校十周年报告》，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大教育家蔡元培的题字。绍兴人的团结互助，在这份报告中能体现出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随手摘取三则信息如下：

民国07年份（首届）学界代表三人中首位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先生。

民国10年份 学界代表五位之首是裴德渭先生，他是圣约翰大学1916年毕业的文学士。

民国10年份捐户代表共五位，为首的是胡熙生先生，他是上海总商会会董、钱业公会委员、怡大钱庄经理。捐户代表中就有谢蓉斋。

作为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董事后人，半年前我被静安区授权的相关单位安排“口述历史”，回顾这段历史，我再次感受到了绍兴人骨子里那个“团结互助”和“重视教育”的基因，这一基因是社会和谐和发展的基础，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基因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的海纳百川精神和豁达，接纳了包括绍兴人在内的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人士，并让大家有机会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一起为实现中国梦努力，相信，这也是我的祖父母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