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哲学是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它难道只能成为“高级心灵鸡汤”？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看来，在每个时代，哲学都在跟某种倾向做斗争。这种倾向就是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虚无主义。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于时代的价值危机的深化，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必须取得一种突破，当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的价值问题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哲学任务就得以完成。以下是他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思想者聚会”上的演讲。

哲学之为哲学，它最直接跟什么有关？哲学与时代又是怎样的关系？今天的演讲，我主要围绕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这个主题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观点。

哲学虽然起点是否定性的，但一定要达到肯定性的阶段

哲学对我们是必需的吗？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免于被哲学打扰，其实也挺幸福。你一辈子不用思考，就永远生活在最饱满的直接性当中：把炉火生得通红，每天挥汗如雨，就挺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不行。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得闲暇成为普遍。一旦闲暇出现，某一刻哲学就降临了。当你从具体事物的束缚当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当生活和世界以整体的面相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可能那一刻，人生成为疑问。

“成为疑问”并不是一件坏事。哲学的起点是否定性的，它源于人生成为疑问。当世界存疑了，哲学就诞生了。所以我不能不感慨地说，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时刻。某一瞬间你开始意识到人生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开始思考，这种思考往往就具有哲学意义。我常常开玩笑地说，哲学这病只要染上，终身无法痊愈。

但是，哲学不能只停留在否定性的阶段。很多学者讲了一辈子，最后讲出一个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还用哲学吗？不需要。艰难地活着，这才需要哲学。以最强有力的意志去肯定生命，这才需要哲学。

简而言之，哲学虽然起点是否定性的，但一定要达到肯定性的阶段。在肯定性的阶段里，在更高的层面使哲学成为肯定生命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生命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也就凸显出来。

在每个时代，哲学都在跟虚无主义做斗争

哲学关心的问题总是涉及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哲学关心的不就是那著名的“三问”吗？即“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是谁”。“三问”是终极意义上的追问。其实哲学跟我们日常生活，跟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最直接的关系，在我看来是价值问题。

在每个时代，哲学都在跟某种倾向做斗争。这种倾向就是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虚无主义。你不要以为虚无主义是近代才起源的，也不要以为虚无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事，更不要以为虚无主义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才有的。虚无主义，在每一个时代都会不断地出现。原因很简单，当你面对世界本身的时候，当你开始用疑问的方式来探索世界、思考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脚踏空的感觉。因为，原本实实在在的东西，瞬间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空虚的性质，进而开始对人生的整体意义产生怀疑，“我们活着干什么？”

虚无主义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只不过不同时代的虚无主义程度不一样。我不能不感慨地说，我们的时代是虚无主义集大成的时代，历史上所有虚无主义的形态，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

庆幸的是，所有伟大哲学家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今天阅读任何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哲学思考，都有其当代性。也就是说，由于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哲学家的思考具有普遍性。由于哲学家的思考有普遍性，所有伟大哲学家其实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虚无主义问题的深化，在我们今天当代中国的社会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有时候我们看老照片、老镜头，会发现那时候中国人的脸普遍都长得挺好看的，即便是五官并不出色的人，看上去似乎也挺好看。但是今天，如果不P图，很多长得好看的人拍出来也似乎不怎么好看。为什么？在我看来，因为缺少某种凝聚的精神，所以五官似乎有些模糊，这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人精神面相的一个体现。这个时代快速发展，人们面临更多的诱惑和挑战，不确定性增强，内心的成长有时候跟不上物质的增长。

因此，我们就要去看每一个时代，哲学家在努力干什么，最直接地在解决什么问题。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于时代的价值危机的深化，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必须取得一种突破，当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的价值问题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哲学任务就得以完成。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可以用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过程来加以概括和总结。

春秋末年，“价值确信”产生了动摇

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突出的时代，就是春秋末年，也就是孔子、老子的时代。春秋末年是中国哲学奠基性的时代，当然不是说中国文明在这个时候才奠基，上古以来的中国文明，经历了两三千年的积淀，到了春秋末年，已经在酝酿突破，而此时就出现了孔子和老子，他们作了总结性思考。以孔子为代表，他其实就是上古以来到春秋末年，两三千年文明积淀的总结者、提炼者、升华者。经过孔子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中国文明的基本品格就以概念和体系的形态被塑造成型，从此成为中国文明展开的基础。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产生这样伟大的哲学思考？有人认为因为当时是乱世。在我看来，哲学发展的阶段不见得是要乱世，我们常常说乱世出英雄，但乱世不见得会出哲学家。比如五代，够乱吧，但五代是真没出哲学家。哲学取得真正突破的时代，一定是社会矛盾激化尖锐的时代，一定是价值危机深重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这个世界本身的问题，开始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到哲学家的生活。

孔子老子的哲学突破是在春秋末年，当时正是问题激化、价值危机深重的时代。春秋末年的价值危机体现为什么？在历史的记载中，包括在《论语》的一些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初步印象，就是“礼坏乐崩”。如果用价值方面的问题来讲的话，就是在那个时代，“价值确信”被动摇了。

“价值确信”是我最近常用的一个词。“价值确信”背后是理性，是道理。中国文明有突出的“此世”性格，我们的文明是围绕“此世”展开，而不是围绕“彼岸”展开。

一个文明如果围绕“彼岸”展开，“此世”就要被克服和超越，“彼岸”才是目标。而我们这个文明围绕“此世”展开，这就意味着“此世”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过程。这点对于理解中国文明非常关键。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为什么表达总是那么简洁？没那么多论证，好像总是不如西方哲学那么详密。为什么？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看待世界的目光，由于它是根本的“此世”性格的文明，所以其看待世界的目光里面极少假设的概念，从而能以最单纯的方式来审视世界人生，这也是中国文明和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回到“价值确信”。孔子所处的时代，“价值确信”动摇了。面对这个局面，孔子开始了他的哲学思考。你不要以为《论语》平易近人，《论语》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经典当中最难读的。一旦你真正读进去，就会如颜回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你什么时候读《论语》读到这感觉，大概算有点懂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论语》有多难，其实《论语》比《孟子》难，《论语》比《庄子》难，《论语》也比《周易》难。

《论语》对于我们还有一个艰难之处，就在于我们离它太近，它已经融入我们的语言，融入我们思维的根基处，融入我们感受世界的最基础的位置，以至于太熟悉，失去了距离感。孔子之前没有人把道理说到这个高度。那么，为什么孔子要把道理说到这个高度？因为在那个时代，普遍的价值确信动摇了。

孔子时代“礼坏乐崩”呈现出来的是价值确信的动摇。孔子用他的思考，为这个时代重新树立了或者说巩固了价值基础。所以，每代哲学家其实都针对的是一个价值的守护作用。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哲学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当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的时候，哲学就要起来捍卫；当这个时代的价值根基被拔除的时候，哲学就要重新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

为什么说哲学既不发展又在发展

中国哲学第二个发展的时代，就是孟子生活的时代。孟子生活的时代，价值危机进一步深化。从中国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展始终都跟价值危机的深化程度有关。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哲学的发展问题。哲学在哪个地方发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现代自然科学一直在发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好像不断在加深，我们现在甚至可以看到百亿光年以外的地方，我们对微观世界的探索已经能够直观地看到原子甚至原子以下的结构。我们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了解都加深了，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我们在一往无前地发展，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去读老子、孔子、柏拉图？哲学好像没有发展，哲学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

其实，哲学一直以来没有高度上的发展，每一个哲学传统、每一代哲学家的努力都是回归。有人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中国哲学不发展，西方哲学发展了。其实，西方哲学家也都是在回归。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期”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步前行，都要在“轴心期”获得重新起步的动力，获得滋养。德国古典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向古希腊哲学的回归，接续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我看来，当人们开始以哲学的眼光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时候，所达到的哲学洞见的高度就是人类达到的最高的高度。

但是，哲学的回归不是简单回到过去。为什么越晚近出来的哲学越难读？《理想国》再难，你总不会一页纸都看不懂吧？但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你是真有可能一页纸都读不懂，翻译一点错都没有，而且翻译得很好，你就是读不懂。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体系化的程度和论证的严谨程度在发展。这样的发展实际上是为了说服力的提高。由于时代价值危机不断深化，导致哲学必须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哲学的说服力要足够强，所以论证实际上是理论获得说服力的方法。只有严谨的论证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才能为你所辩护的价值提供足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既不发展又在发展。说哲学不发展，是因为根本的哲学洞见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哲学不断地回归的那个高度；说哲学发展，是因为哲学一直在发展的是哲学的体系化程度、哲学论辩的复杂程度、哲学阐述的严谨程度。洞见始终是那个洞见，是能回到那个高度的洞见，但是在论证表述和体系化的程度上一直在发展，这就是哲学的发展。

回到孟子的时代，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然而，战国时期所有哲学家都把“百家争鸣”视为麻烦，因为“百家争鸣”就意味着错误思想横行，其背后不再是价值基础被动摇这件事，而是价值基础的缺失。价值问题回答的是“应该”，而价值基础缺失以后，对“应该”这个问题的回答，比如社会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有这些根本问题都产生了不同意见。

战国时代，虽然价值基础缺失，但价值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什么叫价值本身没有受到质疑？就是说，虽然人们对“应该”的理解不一样，这个世界依然有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魏晋时代。在这个时代，价值危机进一步深化。整个魏晋时代的价值危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怎么活，有区别吗？”最著名的是《列子·杨朱篇》的话：“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列子》中体现的是魏晋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既然终有一死，便把一切差异都消抹掉。那么你活得多崇高，又怎样？你活得多猥琐，又怎样？由此，产生了“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

就在这样一个价值危机深化的时代，魏晋玄学出现了。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大飞跃，为什么有这个大飞跃？就是因为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哲学上不达到足够深的程度，根本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哲学洞见的深度，哲学论辩的有力程度，也必须得达到这个程度。这个时代出现了王弼、郭象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使魏晋时代的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魏晋玄学不是指向虚无，而是指向虚无的克服。王弼、郭象在魏晋时代的伟大意义在于用哲学思考，在那个时代重新建立起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追求。

第四个时代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高峰的时代，宋明理学出现了。实际上这个时期理论建设的最高峰是在北宋南宋，尤其是北宋，原创力最强的就是“北宋五子”。但是，总结者要到南宋，就是伟大的哲学家朱熹。

这样的哲学高度是如何出现的？还是跟价值危机的深刻程度有关。要谈到北宋的道学，就要谈到道学或者理学的兴起。“道学”和“理学”的内涵外延基本是一致的。理学当中又分得更细，包含了几个重要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是程朱理学，第二个重要的传统是陆王心学，第三个传统是气学，这是张载的气本论的传统。此外还有别的传统，邵雍的传统叫数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数学。

如果说魏晋时期的价值危机体现为人怎么活是否有区别，到了唐代，价值危机就变成了我们能否确定世界真的存在，我们确定我们活着的所有的内容是真实的吗？这次价值危机非常严重，导致唐代士大夫普遍没有内在的价值确信和精神坚持。在唐代，以佛老思想为主要形态，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主流趣味都是导向虚无。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开始了唐代的儒学复兴运动。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

唐代的儒学复兴运动，真正结出硕果要到宋代。而真正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的是北宋道学，也就是后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在“北宋五子”中，理论完成度最高、体系化程度最高的是张载。张载特别著名的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最后，我想重点谈一下张载。

张载在“北宋五子”中，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理论完成度特别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思考的方式跟“二程”不一样，主要靠写作来思考。张载认为，只要是文字有问题，就说明思想有问题。所以他的修养功夫里面有一个功夫特别重要——立数千题，给自己定数千个思考的题目，然后立刻按题目把自己所想的东西写下来，此后就在自己写的上面改。他说“改得一字便进得一字”。因此，读张载的《正蒙》，那真是要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放过。

张载哲学在最根本的本体论层面，或者宇宙论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证明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何证实有，如何破除虚无。其二，如何证明世界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其三，如何解释生生不已，生生何以不已。这是世界级别的伟大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易传》中就有，只是没有直接把它呈现出来。张载则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破除虚无。虚无是假的，虚无不是真正的虚无。你看着是虚无的，其实也是气的某种形态。太虚是气的最原初的形态。虚、无、空都是概念的误用。

第二，世界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张载怎么证明这个世界没有开端？他说，“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有两，有两亦一在。无两亦一在。然无两则安用一？”这段话以前研究张载的很多人都不重视，其实非常关键。没有开端，没有终结，这是张载的证明。既然没有开端，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什么叫无限？无限就是无法完成和最终确定的。既然世界没有开端，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其实就有无限时间，也就意味着世界是无限的。只要世界是无限的，当然也就意味着它不能最终确定，也无法完成。由此，不仅世界是实有的，而且世界是永远实有的。

第三点是要证明世界的一个动力，在什么结构下，生生才能不已。生生不已，意味着变化永恒。变化在哲学概念上，一定是同一基础之上差异的不断产生。没有同一，差异不会存在。凡是永恒变动，一定意味着分别的要素之间永恒的相互作用。张载用了“一物两体”的观念来证明。

我碰了你一下，这是偶然的。什么样的相互作用是必然的？只有相互作用的双方互为条件，这个时候它们的相互作用才是必然的。比如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没有积极，也就谈不上消极。两者是互为条件的。互为条件的对立双方或者互为条件的分别要素才会必然相互作用，这是“两体”。

什么样的对立才互为条件呢？互为条件的对立双方一定得是“本一”的，只有本来为一的对立双方才是互为条件的。比如，你看到一张白纸，如果这个世界全都是一片白，你看到什么？你什么都看不到。没有分别的东西，感官不能把握，是不可能进入经验的。所以，“一”是形而上者，分别状态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区别在这里。“一物两体”，在这个结构变化中才永恒，相互作用才是必然的，永不停息。至此，张载证明了实有，证明了世界没有开端，没有终结。这意味着人生意义的根本解决，因为这意味着不朽的落实。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有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物不迁论》，作者叫僧肇，结尾的那段话讲：“是以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果以功业不可朽故也。”这个“功业不可朽”讲的就是作用不灭。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不朽对于一个人来说变得真实了？由于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你不管做过什么，你的影响会无限延伸下去，你的作用会凝结在后来的世界的作用和发展当中，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吗？因此，人们就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或者从儒家的道理来说，人生的意义应该这么来理解：活着的时候努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死了以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整理人：王珍。刊发前经作者本人审定）

【思想者小传】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哲学以及魏晋哲学等。出版专著《一本与生生》《中国哲学十五讲》《宋明理学十五讲》《气本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匿名的拼接》，译著《宋代思想史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等。（作者照片由复旦人文智慧课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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