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9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公布，当下中国建筑设计中的种种弊端又一次引发关注和讨论。

年逾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曾经主持《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报告》，也一直在呼吁改变当前中国建筑设计的种种弊端。

在他看来，中国建筑界许多问题的症结，最终都指向了文化。

人物小传 · 程泰宁丨1935年生于江苏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教授、“筑境设计”主持人。主持设计国内外工程150余项，杭州黄龙饭店、杭州铁路新客站入选“中华百年建筑经典”；加纳国家大剧院、马里共和国议会大厦入选国际 建 协（UIA）《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2004年获“梁思成建筑奖”。

「中国老百姓开始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和价值判断」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些年来，中国的建筑设计领域是“好”的更多了，还是“坏”的更多了？

程泰宁：这个问题很难笼统地回答，因为现实情况是很复杂的。

从某些方面来看，可能是比过去好了，比如此前我一直说的崇洋媚外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建筑和城市设计招投标项目中，我们特别迷信西方建筑师和国外团队。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个项目的招标广告，赫然写着“限国外建筑师参加”。我很错愕，很无语。

当然，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相信现在没有哪个项目的招标广告敢这么登。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做出批评以后，只允许国外建筑师参加的项目已经很少了。有的项目会要求搞个联合体——设计团队中要有外国设计师参加，虽然某种程度上讲还是迷信国外，但比过去完全拒绝中国建筑师要好多了。

程泰宁作品浙江美术馆静静地躺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

最近我还看到一件事，也能印证这种变化。不久前，某市要建一个文化项目，请了3位世界大牌建筑师来做设计，然后把这3个方案放在网上公示，结果遭到很多人吐槽。要是在20年前，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开始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和价值判断，不像过去，一味地盲目迷信西方，以西方为美。现在，大家对于怎么判断建筑的好坏，有了自己的观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情况慢慢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程泰宁：但实事求是地讲，崇洋媚外的这个问题并没有根除。

前段时间，某个一线城市的文化项目邀请我去当评委，7个方案全是老外的设计，但都做得不太好，大家在评审会上提了很多意见。相关领导就坐在我旁边，一听也觉得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会后他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老外对中国、对当地的许多问题不了解，可你们一定要让国外的建筑师来做，事到如今，只能多跟建筑师交流，让他们及时调整。

你看，还是有些人过于迷信西方的建筑师和设计团队。只有真的吃过一次亏了，才知道不能这样。

程泰宁在浙江美术馆工地，图片摄于2006年。

我还碰到过好多奇怪的事情。有一次，我去某个省会城市评标，评标文件上写着，保底费10万元。也就是说，方案如果最终没有中标的话，招标单位会补贴投标者10万元。这个数字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来投标的联合体中，外方都是国际大牌建筑师，这个低得离谱的保底费，这些大牌建筑师怎么可能参加？后来，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这些联合体的中方单位早已跟国外建筑师签订好了合约，如果中标了，中方能拿到后续扩初、施工图的设计费；没有中标，中方团队则需要自行付给国外建筑师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费。你看，中国的设计团队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多低。

「如果21世纪的中国留下的都是外国人设计的房子」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我们能深深感受到您对盲目崇洋现象的担忧。这对当下及未来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程泰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中国建筑师的信心的打击，这是非常不利于建筑师成长的。

从更高的层面来讲，这对我们的国家形象也是不利的。我曾看到《纽约时报》旗下的一家网站发过一篇文章，作者调侃说：中国建筑师缺乏创造性，建议美国向中国出口建筑设计，以弥补贸易逆差。还有一篇文章甚至说，现在中国建筑的现状是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实现美国梦，这些话都非常刺眼。

说得再远一点，我们常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如果21世纪的中国留下的都是外国人设计的房子，这些建筑能否真正反映当下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状？我们的后代又能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中看到些什么？这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程泰宁主持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项目《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我们与西方建筑师对话的时候，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才是恰当的？

程泰宁：几年前，我与国家大剧院、浦东机场设计者，已故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有过一次公开对话，能够比较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我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在过去比较封闭的情况下，要往前走，肯定需要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但是我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长。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毕竟还要靠中国建筑师去做，这很重要。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以后不能邀请西方建筑师，而是希望他们到中国来能够尊重中国的国情，包括文化，这是很重要的。

安德鲁先生回应说：“根据我这几年在中国的观察，我觉得中国的课已经补得差不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建筑师和国外的建筑师已经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对话的状态了。”他希望不要再存在着一种国外建筑师和中国建筑师绝对对立的想法，而是想想双方应该怎么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和交流，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你看，连安德鲁这样的国际大牌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和他们“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状态”，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还是不相信自己呢？所以当时我对安德鲁说：“如果你的这番话能够让更多人听到，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共识，那么中国建筑师就太高兴了。”

1989年，阿根廷国家剧院，程泰宁在CAYC国际学术交流会作大会演讲，演讲后为热情的听众签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要扭转眼前并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可以做哪些努力？

程泰宁：首先，中国建筑师要有自信。我认为，现在中国建筑师普遍缺乏自信，这是个蛮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自己的优势，别的不说，至少中国建筑师对场地环境和中国国情的了解程度是远远超过国外建筑师的。

其次，决策者和社会应该给中国建筑师更多支持。无论是舆论环境、媒体导向和实际政策方面，都应该更加鼓励和支持中国建筑师的创作，这是最关键的。

「打着“中国”的旗号，从外象到内涵却是西方的，怎么让人来认同你」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呼吁、提倡文化自信。您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自信？

程泰宁：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在文化上建立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话语体系。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这个“文化”不是指传统文化，而是指基于当下中国现实的当代文化。

传统是什么？传统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也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但这个文化基因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编辑，不断转换创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简单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化混为一谈，甚至不分主次、不加提炼地把传统文化中最表面的、往往也是最肤浅的东西拿来混充中国文化，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贬低，也是对文化转换创新的简单化理解。

中国文化犹如一条奔腾的大河，它是从传统文化中来的，但必须融合现代的内容，必须对当代问题作出明晰的回应。它需要各个领域，包括建筑设计领域，从实践出发，深入反思、转换创新，才能逐步形成。

程泰宁作品加纳国家大剧院入选国际建协（UIA）《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就建筑领域来看，“中国建筑设计要走自己的路”这个提法并不陌生，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也一直不乏这方面的讨论和实践，但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按照您的观点，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

程泰宁：确实如此。中国的建筑师长期处于西方建筑体系的影响之下，我们从学习建筑的第一天开始，接受的就是来自西方的建筑教育，并且长期身处其中，难免会“直把他乡作故乡”。

再加上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理解不深、把握不够，缺少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做支撑，只是将坡屋顶、马头墙这样的形式符号与现代建筑做生硬的拼贴和混搭，就很难拿出让别人信服的东西。外国人看到有些建筑，往往只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图个新鲜，然后一笑了之。最后呢？中国建筑的发展又回到西方主义的老路上去了。

自身文化体系缺失，就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曾经说，在当下中国建筑领域，并不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距，而是仿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你打着“中国”的旗号，实际上从外象到内涵还是西方的东西，又怎么让人来认同你呢？

2004年，程泰宁在美国耶鲁大学举办学术讲座。

近百年来，中国建筑师并不是不想做自己的东西，而是为此积极努力着。例如上世纪30年代提倡的“中国固有之形式”、50年代倡导的“民族风格”、80年代的“夺回古都风貌”，都一度成为当时建筑界的热点话题，近年来也不乏对“中而新”“新中式”话题的讨论。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理论支撑，只是以形式语言反形式语言，以民粹主义排斥外来文化，最后只能是热闹一阵之后就迅速淹没在西方化的影响之下了。

「归功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性思维给予我的启发」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理论研究究竟能对当下中国建筑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程泰宁：没有理论支撑是不可能实现中国建筑的真正发展的。在我看来，中国建筑的创新与文化价值体系构建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建筑需要从观念上、本体上去构建一些东西，形成中国建筑的思想与理论内核，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建筑理论体系。

2008年，程泰宁回到母校东南大学任教。图为程泰宁参加2007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80周年院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经过多年来的思考与实践，您提出了以“境界”为哲学基础、“意境”为美学特征、“语言”为媒介的建筑创作理论。相比于西方建筑对形式语言的强调，这套理论体系似乎更重视对思想境界的追求？

程泰宁：境界、意境、语言，这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道理很简单。

王阳明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浑然天成、自然生成，这就是有大智慧的人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反映到建筑领域，就是一种大的格局观，一种整体性思维。与西方强调个性不同，中国人习惯于把建筑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个元素来理解。一个好的建筑作品一定是在全盘考虑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功能技术等一系列因素后“自然生成”的，也就是我所说的“建筑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以我自己早年设计黄龙饭店的经历为例：在设计之初，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复杂性，需要综合考虑建筑的功能、流线、结构、经济、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心理是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切入点。我通过此前没有先例的单元成组分散式布局，不仅取得了建筑与自然之间、现代功能与文化心理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流线、环境景观、客房功能、公共空间设计、酒店管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最后，我的设计脱颖而出。主要原因不是我的设计水平有多高，而是要归功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性思维给予我的启发。

杭州黄龙饭店

那么什么是意境呢？意境更侧重于美学层面，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什么是“美”的一种理解。中国人理解的美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美。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亭子里避雨，大雨一落，一下子进来了好多美女，环佩玎珰，美不胜收。然而，他觉得最后进来的一个女子最美。美在哪里呢？他说美在一个“态”字。这个女子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一种仪态万方的内在美。通感到建筑领域也是一样，内在美即为大美，这是美学的一种价值取向。理解，并自觉地重视意境等“内在美”的营造，对于改变当前消费文化带来的追求视觉刺激的审美倾向、提高大众的艺术素质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说的“语言”是否就是实现哲学境界和美学意境的工具与手段？

程泰宁：建筑语言作为境界和意境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如果沿着西方以语言为本体的思路发展，就极易走入偏重“外向”的形式主义歧途。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认知与后工业文明相结合，西方出现了从追求“本原”到逐渐转向追求“图像化”“奇观化”的倾向，出现了一些以追求建筑形式的感官刺激为目的的趋势。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不能单纯为了形式语言的创新而创新，而应对这个建筑所处的位置、文化环境、场地条件、功能特征等进行综合考量，对语言作出“唯一性”的解读。术以载道，道术相长，可以说明语言创新以及它和意境、境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建筑之于我，始终有一种神秘乃至神圣的感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从事建筑六十余载，作为建筑师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身份转变。在您看来，一个好的建筑师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程泰宁：今日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建设和管理从粗放向精细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建筑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个建筑师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怎么造好房子本身的问题，而应该具有更加宏观的视野，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整体性思维和大格局。

就拿厦门会展中心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中标，很难说我们的建筑设计比一同竞标的那些大牌事务所好多少，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会展中心所处的位置和它与整座城市的关系。最初的设计招标文件提出，会展中心所在的6.5平方公里范围定位为厦门东部新城的起步区，但我觉得，从它的位置来看，这个项目不仅仅是起步区、桥头堡，而是厦门从本岛向岛外发展的重要链条。因而，我们采用了“一轴两翼”的开放式布局，契合了厦门城市空间发展的大趋势，得到了各方认可。

厦门一场两馆鸟瞰图。

另外，我一直强调，建筑师的水平是一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反映。一名好的建筑师除了要达到具有发现美的眼睛、表现美的语言形式等专业要求外，还需具备一种内功、一种素质，就是人们常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建筑之于我，始终有一种神秘乃至神圣的感觉。设计的项目愈多，接触的东西愈多，就越觉得在建筑学的大海中游泳，实在是无边无垠，深不可测。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建筑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品质——综合性、多义性和模糊性，同时也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赋予建筑学以新的内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领取普利茨奖时发表讲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

程泰宁：我不相信建筑学将在2050年死亡的说法，我愿意把它看作是对建筑师的警告：社会的发展速度愈来愈快，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如果建筑师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变化不去关注，老是囿于对建筑的传统式理解，在形式、风格上兜圈子，那我们只能落伍、甚至被淘汰。

【记者手记丨一名建筑师的底线】

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85岁的程泰宁满负荷工作，几乎每天如此。唯有周日上午比往常少工作一小时，算给自己休了一个假。

明明早就到了可以功成身退、乐享天伦的年纪，为什么还这么忙碌？

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自1952年进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习，程泰宁便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出茅庐，他就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等重要建筑的设计，并在一系列国内外设计竞赛中崭露头角。此后，他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和山西临汾，一待就是17年，直到1981年接到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抛来的橄榄枝。从46岁开始，他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黄龙饭店、浙江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加纳国家大剧院……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程泰宁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程泰宁（左一）在大学课间休息时与同学的留影。

1995年，程泰宁面临退休。还没“干过瘾”的他在67岁的年纪开始创业，携手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创办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现中联筑境建筑设计公司），继续自己的建筑事业。

六十余年建筑生涯，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境遇，程泰宁对建筑的热爱都不曾减退。即使在临汾的那十几年，哪怕只能设计公共厕所和仓库，他也全力做好每个设计、画好每张图纸。对建筑的热爱是支撑他一路走来的最大动力。正因为如此，他至今依然对建筑设计抱有极大的热情，乐此不疲。

程泰宁之所以这么忙，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他秉直的性格和对底线的坚守。

数年前，程泰宁就因疾呼改变中国建筑设计“千城一面”的现状而受到广泛关注。他主持的中国工程院重点课题《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报告》直击中国建筑界存在的“八大乱象”，获得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批示。在他看来，这些早已存在的问题，不能因为“说了也白说”就不说，而是要想方设法，用自己的专业思考和表达让说出来的话“不白说”。

程泰宁还有一“癖”——署名必躬亲。常常有人找上门来，请他挂名。对此，程泰宁一概拒绝。

采访前夕，正好一家大设计院的领导给程泰宁发来一条短信，建议合作时由该院建筑师做设计，程泰宁只需作为技术顾问把关指导，并参加关键一次和最后一次汇报，其他汇报均由该院完成。程泰宁回复道：“感谢您的盛意。抱歉的是我做设计从来不做技术指导或者把关之类（同行和同事之间的交流除外），更不可能别人做设计，我去做现场汇报，这样的事情我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次。”

1997年，《建筑学报》举办座谈会《当代中国建筑师-程泰宁》。

在他看来，每个项目、每次设计，但凡署了自己的名字，都必须亲自设计、亲自画图、亲自实施。因为在他看来，建筑是一个创造过程，任何人都不能取代，这是他作为一名建筑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