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应“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这是党中央从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角度、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所作出的最新安排和重要部署。在此情况下，明确什么是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有什么作用、如何发挥好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等问题，非常必要且意义重大。

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的观点，即第一次分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的调节而实现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政府引导下、特别是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个人出于自愿的原则，将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而实现的分配。二是已故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成思危先生所提出的观点，即初次分配要讲效率，让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能得到更多的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利用税收等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则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志撰文指出：“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应当说，这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全社会公益慈善意识日渐增强的情况下，对什么是第三次分配所作出的最新的、同时也是最全面和最精准的概括。简言之，第三次分配指向的是济困扶弱，遵循的是自愿原则，其主体是社会力量，其形式（或途径）是包括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在内的社会公益事业，其推动力量主要是道德、文化、习惯等因素。

第三次分配有什么作用？毫无疑问，第三次分配可以成为助力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分配差距和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其作用可以概括为“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市场主导下的初次分配不仅可以反映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努力程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也反映其初始继承的财富等其他因素，由于个体差异特别是起点不同，市场主导下的初次分配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对部分国民收入进行的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政府调节以既有效率又实现公平为目标，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方式也有自己的限度。第三次分配首先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分配所带来的弊端，例如，社会（特别是其中的较高收入群体）通过民间捐赠和社会慈善事业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的技能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既有助于总体上增加社会财富，也有助于缩小分配差距。第三次分配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调节机制的不足，如民间捐赠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弥补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如希望工程）；以服务困难群众需求为目标的助老、助残、支教等志愿行动，可以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等等。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从基本经济制度看，第三次分配仍属于社会再分配调节机制，其之所以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因为其依靠的是不同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社会机制。还应当注意的是：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要积极作为，但它不能取代初次分配中的市场机制和再分配中的政府机制。

如何发挥好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从第三次分配的推动力量看，首先需要营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文化氛围，提升社会大众的公益意识，倡导全民公益价值观。实际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守望相助、出入相随的传统美德，随着公益事业在我国的发展，迫切需要传承好、弘扬好这些传统价值观，同时注重培育新时代公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次，从第三次分配的形式或途径看，需要健全和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引导并推动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贯彻落实好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系列要求，包括：“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等。最后，通过提升社会大众的公益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健全和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最终不断培育出和壮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第三次分配在济困扶弱中发挥更大作用，真正使之成为“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和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