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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文化是如何形成并辐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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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福进 孙冲亚 2019-12-22 06:20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共一大会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讨论了共产党对待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并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启航,而且“上海作为党的事业发源地和红色风暴起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块思想活跃、力量集中、活动频繁、资源充足、影响广泛的革命圣地,对其他革命圣地诸如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等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发源于上海的红色文化如同燎原之火,从上海一直辐射至嘉兴、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的凝聚了红色因子,传播了红色文化。

“红色之火”始自石库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并极大地刺激了追求进步的中国人。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爱国志士,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独秀等人,开始接触、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极力奔走。1919年5月4日,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不久运动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主力也从以学生为主转为了工人阶级。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斗争。”上海成为各种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中心和焦点,以此肇启,红色文化的构成因子开始在上海集聚。

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陈独秀携《新青年》返沪,将编辑部设立在老渔阳里2号。自此,渔阳里开始成为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高地。4月26日,陈独秀致函李大钊、钱玄同等人,研究《新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和编辑等问题,吸收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为编辑。《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专门刊登了大量关于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1920年3月至4月间,陈望道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废寝忘食,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陈独秀、李汉俊帮助进行了校译,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1920年8月出版。

1920年4月至5月间,陈独秀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旨在讨论社会主义学说和相关建党问题。据陈望道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有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去。改研究会的内容如下:第一,创办了一所平民女校。在当时有不少思想上觉悟的女子,因为反对三从四德就被她们的家庭、学校赶了出来,于是就办了女子学校。著名女作家丁玲就出自这所学校。第二,办了三个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第三,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当时叫S·Y·,也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在宣传工作上,借助元旦贺卡的途径宣传共产主义口号。

1920年8月,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首先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并决定《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机关刊物。8月15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劳动界》周刊,它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实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为办刊。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起到了领导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之后,全国各地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一一建立了起来。1921年7月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马林、尼尔克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聚集上海,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书城将军的公馆中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年30日,因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与会代表们被迫中断会议,前往浙江嘉兴南湖开会。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共一大会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讨论了共产党对待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并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启航,而且“上海作为党的事业发源地和红色风暴起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块思想活跃、力量集中、活动频繁、资源充足、影响广泛的革命圣地,对其他革命圣地诸如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等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发源于上海的红色文化如同燎原之火,从上海一直辐射至嘉兴、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的凝聚了红色因子,传播了红色文化。

上海: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革命的源头、中国共产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诸多著名红色革命遗址或纪念地。

红色资源包括物质文化资源,如纪念物,文学作品,历史资料,遗迹遗址等。据知名历史学者苏智良教授研究团队最新数据统计,上海的革命历史遗迹已增至1000处。从时间上看,上海红色资源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其中,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遗址遗迹最为丰富,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区。上海的红色革命遗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量厚重,保护级别也较高。中共“一大”会址是上海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风格的中共一大会址,始建于1920年秋。1952年9月,会址经修复后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1984年3月,邓小平为之题写了馆名。1961年3月4日,该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上海还有位于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中共“二大”会址、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中共“四大”会址。

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还包括很多革命性质的团体、组织等因革命需要在这里设立的机关组织。位于上海云南中路的171—173号的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建筑为砖木结构的3层楼房。这一革命遗址是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当时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以商人身份于1928年4月在此租借三大间房屋,用以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原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76弄6号)是一栋两层的石库门建筑,该弄于1915年8月下旬始建造,1919年建造完成。1920年,杨明斋陪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并在此开通了华俄通讯社。同年四月,在这里筹划了首个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工作。八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陈独秀的倡议下,俞秀松,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在此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第二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中央机关在这里设立。上海的红色旧址还有很多,它们蕴含的历史价值、精神价值都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

红色文化还资源包含着非物质文化资源,如革命精神、政治文化思想、道德传统、理论纲领和政策体系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和中共四大等重要会议,并在这里商议通过了一些列党的重要文件,铸就锻造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所在地,简称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该会址位于上海市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前往中国。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体情况后,建议早日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马林的建议下,李达与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在极其艰苦而又危险的环境下讨论通过了党的若干重要决议。在这里中共党人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现了其“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来自中央局和地方组织共12人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上海成为了党章的诞生地,再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代表全国994名党员。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

除了以上列举的红色资源类型外,上海还有很多的红色资源,比如,纪念为革命而牺牲的英烈而修建的的纪念碑,革命活动发生场地,从事过革命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旧址等等。这些红色遗址有待于后人去挖掘考证,发挥它们的历史价值和育人功能。

红色地标:优势与特色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拥有最为初始的红色文化基因,其中的特色和优势也是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曾拥有的。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红色文化之源头。从早期的孙中山到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齐聚上海,上海就开始成为革命志士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发源地。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采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下旬,在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创办了外国语学校,培养革命青年学习俄语。1920年,李启汉在上海西部的小沙渡工厂建立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因为那里工人更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也提到:“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无数个“第一”足以使上海“堪称全国红色之源,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和人文气质”。

上海红色文化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延续至今,仍熠熠生辉,深刻影响着上海整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甚至是全国的红色文化传播与发展,这离不开上海红色文化的时代性。改革开放后,上海红色文化文脉得以传承和保护,同时还见证于上海不断腾飞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当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媒体的运用,上海红色文化载体已不仅仅是拘泥于革命旧址、纪念馆等,而是通过图像、视频等方式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的多方位得以展现。红色文化自产生以来,“见证了近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上海红色文化也是见证了上海不断发展的过程。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上海红色地图,构建上海红色文化地标网络,让市民乃至全国人民切实感受上海红色文化。上海建党以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建构的大厦,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血统。

上海红色文化自诞生以来就带有政治性,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这大多体现在文艺作品当中,文艺作品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事迹以及重大事件等。在全球文化交锋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于上海的红色文化已不仅仅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更是参与进到全球文化的竞争行列。红色文化作为软实力,主要体现为“以红色文化传播和交流为途径的文化影响力”,是国际竞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担负着向其他国家宣传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也担负着抵抗外来文化对我国青少年思想侵蚀的艰巨任务。时至今日,红色文化已经内化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价值和道德感召”。然而,大至全国教育观小至个人成长,都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部分文艺作品缺乏应有的文化价值立场,如果放任这种现象而不顾,就极有可能误导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当前我国部分年轻人缺乏政治意识和主流价值观,陷入极端的唯我主义和利己主义就是其消极作用的体现。这警示我们要加强红色文化教育,发挥红色文化的政治性作用。

上海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从“一大”“二大”“四大”会址、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彭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到中共四大遗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中共上海区委(苏浙区委)机关旧址、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等,大约有1000处红色遗址遗存,在全国居于突出的地位。历史学者熊月之将上海红色资源的形成因素归之为:第一是信息系统发达,先进文化的输入和发达的传播信息系统,使上海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第二是社会基础好,清末以后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城市,从1922年到1931年,上海的高校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而且还有大批留学生来沪。另外,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就首先聚集在此,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的发展,为红色文化的孕育、形成准备了有利的群众基础;第三是上海的交通系统便利。20世纪初,上海形成了四大航运体系:内陆河,长江,沿海和海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即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都集中在上海。

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兼融。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相结合的海派文化,中西方文化相融合是海派文化的最大特点。上海红色文化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这使得上海的红色文化更加多元,彰显出上海独特的城市精神,有助于上海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圈”。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兼融。上海红色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之魂,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逻辑看,上海红色文化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谋求民族复兴、谋求人民幸福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红色文化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将上海红色文化加以吸收,并内化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因而使红色文化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中更加容易获得认同。

上海以其独有的条件,成为中国革命的发源地,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资源,创造了独特的红色文化。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曹立媛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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