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洒洒的一场大雪，让清华园古意盎然。

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的思绪，也刚刚从历史中抽脱出来：“要产生一些思想、一种观点，还需扎扎实实地以历史为师。”

张国刚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一方面，他系统梳理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既让历史写作变得可爱，也让大众读本不流于肤浅；

另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对中西文化交流报以高度热情，从近日成为话题的李子柒谈起，逐一论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航道与未来方向。

「“理不足”“气不壮”，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上观新闻：近日，李子柒成了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看过李子柒的作品么？

张国刚：我看过相关的新闻。听说她在海外视频网站上有700多万粉丝，影响力很大。这一开始挺让我吃惊的，后来觉得也不奇怪。就像出书一样，学术书印通常印几千册，面对大众的书可以印个十几万册，因为有很多人愿意看。

李子柒是一个文化现象。它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精粹和俚俗的关系，一个是文化交流和舆论宣传的方式。

人类文明史上，早期的艺术品都非常精粹，因为它是为少数人所欣赏、为少数人而做的，不存在刻意迎合普罗大众的问题，所以能够精益求精。现代化以来，在商业和市场的推动下，越是通俗的越能受到欢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文明发展的成果，因而就涉及一个改进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更宽阔的国际视野里，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种“理不足”“气不壮”的感觉。这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仅就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而言，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群众路线。要注意群众观点，要采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保持弹性和生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子柒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上观新闻：李子柒的视频中展示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何能引发国外网友的共鸣？

张国刚：“田园中国”主要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你看，孟浩然的诗，或是陶渊明、苏轼的作品，就艺术化地展现了田园之美。

传统田园生活，总是洋溢着一种自在性，这跟中国文化有契合之处。古代中国大体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政治上有上升通道，经济上有流动，文化上多元。而这个空间，在古代西方是很窄的。马克思称其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凝固化了的政治结构”，土地不能买卖，政治上有世袭制、等级制，等等。

正因为如此，西方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的自由，而中国人是有空间的，所以更多地讲集体意识、群体意识，强调共同利益，不仅讲“利”还讲“义”、讲“权”也讲“仁”。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探索为诸多共同命题注入更加丰富的意蕴。

「古代丝路的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是说它有多么大的规模」

上观新闻：说到文化交流，不少人习惯讲“中西交流”。历史上，中国人是如何一步步认识“西方”的？

张国刚：“西”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不光是个地理方位，也是一个文明特征，甚至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当年张骞通西域，那个“西”在哪儿？在今天的中亚，包括新疆地区；唐僧西行，那个“西”在南亚、印度；郑和下西洋，到了西亚、北非和东非；后来西学东渐，蒋梦麟写过一本书叫《西潮》，讲的就是近代中国吸收欧美文化的事情。

前不久，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它的上卷叫“从张骞到郑和”，下卷是“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就反映了国人对“西”的认识是不断深化拓展的。    

上观新闻：在古代东西方交往中，丝绸之路被公认为发挥着主干道的作用。但也有人提出，古代丝路的作用是不是有所夸大？ 

张国刚：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人类文明的不同模式。

人类的文明就像流动的河流，源头的不同、河谷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景观。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伏尔加河中下游、第聂伯河中下游的高加索地区，一群人开始四处迁徙，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一个是南亚模式，一个是南欧模式，一个是西欧北欧模式。

从南亚次大陆到不列颠岛，可以说是同一个印欧种族、同一种印欧语言，并经历或分享共同的战争、宗教等联系。相较之下，中国是一个“他者”。西方殖民扩张之前，中国文明长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三代、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更迭，尽管中间有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政权，但最后都融合在中国主体文明中。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朝危机、政治危机，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文明危机，中国文明的自信、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与此有很大关系。

在两大区域或者说文明之间，地理上是有断层的。南亚、西亚、北非和地中海，是互相连着一片的。它们跟中国之间，隔绝着沙漠和大海。这个断层主要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讲，古代丝路的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是说它有多么大的规模，而关键在于两种独特的文明是用这两根线连接起来的。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上观新闻：在古代丝路上，您看到了怎样的“西学东渐”和“东风西渐”？

张国刚：“西学东渐”其实古已有之，但张骞通西域之后，官方更加积极，通道更加顺畅。

一般来说，文明交流总是先从物质层面开始的。比如，小麦就是从西边传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由外传入的，但在中国变得更高级了。

文明的交流，就是这样的互通有无、集成创新。战国时候，当其他国家还在用青铜厮杀的时候，秦朝人却拿青铜、铁器来做生产工具，而且免费发给老百姓使用。秦朝的强大，跟这种创举有很大关系。我甚至觉得，秦兵马俑的雕塑跟希腊罗马的雕塑有相似之处，三星堆文明也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

说到“由东往西”，传统时期大家讲得最多的是四大发明。但除此之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历史上可能更受关注。它们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是古代丝路上的“硬通货”。

到了公元1500年以后，大量中国文献被陆续译往西方。这跟马可·波罗游记不一样，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

当时，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探索“上帝的语言”。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跟上帝谈话，用什么语言？一开始，欧洲人觉得上帝说的是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等到明代梅膺祚创作的《字汇》等字书经过西方学者的翻译、研究后，中文逐渐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他们试图从中印证《圣经》的记载，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律。例如，汉字的“婪”，林字下面一个女，就是暗喻夏娃在树下偷吃苹果；“船”字，舟旁边是八口人，诺亚方舟里一家也是8个人。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规律，跟液体相关的水字边，跟木头相关的木字边，跟金属相关的金字边，跟植物相关的草字头，因此很可能就是“初民语言”。所以，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上观新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误读。

张国刚：中国有个成语叫“郢书燕说”，讲的是在解释文章时曲解了原意，但有时可能也表达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但误读有时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所以说，文化误读也是文化创新。

「这种包容、自信，归根结底跟实力的强大有关系」

上观新闻：唐朝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您长期专研唐史，唐朝的开放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张国刚：确实，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外文明交光互影、双向交流表现得最为热络。

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商业纠纷，胡人识宝的唐代传奇小说，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团队陶俑，都透露出“华夷一家”的社会氛围。公元8世纪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汉文化交流、内地与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历史烙印。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张国刚：东汉时期，儒家已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宋朝，儒家还有能力转化佛教，儒释道合流。唐朝很有意思，虽然留下的著作还是以儒家为主，但实际上社会是多元的，儒释道可以互相辩论，后来甚至成为一种仪式、一个重大的活动。

为什么唐朝这么有气魄？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华夷之辨”的情绪没那么重，而主要提倡和践行“胡汉一家”。当然，这跟唐朝统治者的出身很有关系。唐朝的建立者出自北朝，且很多有胡人的血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妻子长孙皇后都是胡人。所以，统治集团内部不觉得“胡”非我族类，也乐于被称为“天可汗”。一直到安史之乱，历代的唐天子都是公认的“天可汗”。

在“胡汉一家”、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唐朝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整理总结并创设了大量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大唐六典》等。唐朝还开启了科举取士制度，但它并不完善，宋朝以后就越来越严密了。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能吸收文化，又输出文化？

张国刚：从大的方面来看，唐朝真正构建出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包括儒学、佛教、中国的文字和书籍，都输出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那个时候，唐朝甚至专门给朝鲜、日本、越南的文人设置考试科目———宾贡科。到唐朝来读书，就跟现在去美国留学一样。有个叫崔致远的朝鲜人，他父亲跟他讲，你到唐朝去学习，一定要考个进士回来，考不上就不是我的好儿子。后来，崔致远在中国考上了进士，还在唐朝为官多年，之后再回到朝鲜，被誉为“东国儒宗”。

可以说，唐朝是当时东亚地区的秩序维护者。既然是维护者，就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总是想着自我封闭，怎能令人信服？

这种包容、自信，归根结底跟实力的强大有关系。杜甫感慨：“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经济发展，人民富庶，社会安定，是唐人自信的基础。

「中国文明一脉相传且富有生命力的三个秘诀」

上观新闻：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您曾在杂志上连续六年开设《资治通鉴》讲座，您的“《资治通鉴》导读”也是清华大学人文核心课程。这样一部专门写给帝王的书，为何在今天还值得研读？

张国刚：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资治通鉴》就体现了儒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力求“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这本书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君主的才能、素质和品行，对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二是强调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用人，并提出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它们的一个共同交集就是“用人”。用人首先要知人。如果根据毁誉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考核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会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只有出于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来判断，才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司马光的人才选拔观，对于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资治通鉴》本意是写给皇帝看的，但不是说只给皇帝一个人看。历史中有通向未来的东西。王夫之讲，读通鉴的意义就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对普通人来说，“自淑”就是提升自己的知识、格局、境界；“诲人”就是与人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掌握为人之道、处世之道、领导之道和用人之道后，就会感觉愉悦。

上观新闻：透过历代得失，是否可以看到中国文明一脉相传且富有生命力的秘诀？

张国刚：我认为秘诀有三：

第一，中国地理空间的相对封闭性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勇敢拼搏精神，保持了中华文化的源源不绝；

第二，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这使得在中国不仅是可以“做梦”的，而且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中国没有“一神崇拜”的传统，所以能够确保多元性。

上观新闻：今天，面对依然相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该如何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张国刚：我曾把中国历史的航向比喻为“文化的长江”，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说明自己。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中游武汉，下游南京，每一个节点上都汇聚众多支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诸子百家融一炉，构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庆节点”。

到了武汉，长江的水不光有重庆流下的，还有汉江的水，它有新的源头。宋明理学融合了儒释道，不光是传承了汉朝儒学，而且升华了汉朝儒学。怎么升华呢？当时的印度佛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面临的西方新文化。宋朝既要传承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要通过吸纳异域文化资源来进一步壮大自己。

南京是下游节点，汇聚了更多的江河湖水。从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它是近现代转型的重要城市，也是红色文化、“蓝色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对接点。在历史浪潮的推动下，融合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过了南京就是上海，上海直面大海。这个大海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天地。

『历史研究不应依靠“二次消化”』

上世纪80年代起，张国刚曾多次赴欧洲和日本游学、讲学。在汉堡大学、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特里尔大学、早稻田大学，他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同样是做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海外学者的涉及面比较广，且并非“就中国论中国”，而是更多地从全球化背景入手，勇于提出独创性观点。这给张国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同时，欧洲和日本汉学家把中文典籍翻成本国文字，一字一句地推敲，也让他印象深刻：“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能够发现遗漏的信息。例如，唐代有个募兵现象。它在《旧唐书》中叫‘兵募’，在《新唐书》里就简单写成‘兵’。这种细节的差别，一般人看看就过去了。但是，文史研究就像绣花针，没有细致的发掘功夫，很难推陈出新。”

因此，张国刚要求自己的学生，读古书时要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读，要抄卡片，而不是一味依靠电脑检索和“二次消化”。

采访中，他也应邀向上观新闻读者推荐了三本入门级文史读本。

一本是《纲鉴易知录》。“这是文白对照的史书，从三皇五帝一直讲到明朝末年，简明扼要，详略得当，所以叫作‘易知录’。法国传教士根据《纲鉴易知录》编写的《中国通史》在欧洲出版，影响了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张国刚说。

另一本是法国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用优美动人的文笔，叙述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77个章节就像77篇历史散文。虽然孔子和佛陀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缀，但作者力图将欧亚大陆的人类文明历史拉出一条可以连缀的红线，走笔行云流水，文风俏皮睿智。”

张国刚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也值得细读。此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即中东统治时代、欧亚文明的均势、西方统治的时代。“由于时代和立场的局限，麦克尼尔对于人类共同体的探讨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但作为全球史的开山之作，仍然值得翻检。”

张国刚 1956年出生，安徽安庆人，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