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寻求救国救民、中华复兴的道路，百年前，赴法勤工俭学热潮逐渐兴起，经数年发展，成为风靡全国的留学风潮。到1919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原来从中国北方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再到欧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阻断。从上海北外滩出发，经海路到欧洲成为留法青年的首选。

从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12月底，先后有21批1600余名有志青年从上海的汇山码头、杨树浦码头、黄浦码头以及吴淞口登船，走出国门，远赴法国，认识世界。

此文根据管易文回忆录及生前口述整理，以管的亲身经历还原了百年前法国的社会形势和留法华工、学生的艰苦历程。谨以此纪念这场100年前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管易文生平简介】

管易文（1896年8月——1995年12月），原名关锡斌，广东廉江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和“觉悟社”，赴法国和美国勤工俭学，毕业于爱荷华州师范学院和耶鲁大学，1926年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和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隶属的接待处处长、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副部长级）；1995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我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乘法轮自上海出发，经香港、海防、科伦坡、吉布提、塞得港等地，过了共四十二天的海上生活，到达法国马赛。同船的有徐特立、向警予、张家俊等一百五十人。

赴法费用是通过朋友们借给我一点钱，家人也资助了我一点，另外我还变卖了几个从父母那里仅留下来的金戒指。我们是由国家“勤工俭学奖学金”资助的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行程不用我自己花钱，是由国家支付的。

上海赴法航行路线示意图，来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

我在船上经过香港已感觉晕船，以后的四十二天的海上生活，除了在沿途停船的一到两天可以登陆沿海散散步，大部分时间都是卧床不起，难以用餐。当时的法轮不过几千吨，船头底舱是用三层木板搭的床位，我们一百五十人就挤在这里，海浪冲击的声音使我们难以入睡。经过亚、非、欧三大洲，渡过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一个生活考验。到马赛后又换乘火车前往巴黎，休息一日后第二天便转到东郊莫兰书院住下。在莫兰书院补习法文，也学一些初步锉工(即把一钢片按规定尺寸锉平，与另外一个钢框吻合)，用手工来锉不是件容易事，这就算在作进工厂前的准备。

学校制度很严格，每天早上五时由一位教员击掌唤学员起床到室外跑步，七时吃早餐，两三片黑面包，一杯牛奶茶。中午餐是一个红菜汤、一盘土豆、一片肉，面包三四片。法国平常在餐桌上放红、白葡萄酒，不供茶和水，初到的中国人很不习惯。

一九二〇年，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

法国风俗自由浪漫，奇装异服。以天主教为国教，初生小孩三天受宗教洗礼。天主教徒结婚时由主教主持婚礼，教徒不得离婚，但男女可以各有情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男子战死不少，女多于男，需要从国外吸收劳动力和男子配偶，中国学生就是他们猎取的对象。在巴黎大戏院附近有些似旧中国上海四马路上拉人的“野鸡”，她们为生活所迫，以肉体换食宿，看了不是滋味。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参战国之一。曾派去华工二十万人，战争结来后仍留在法国的有几万人，他们大部分是山东、河南、广东等地的劳苦群众，他们不识字，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干清理战场武器弹药、埋葬士兵尸体的活。当时，战场上遍野满地的死尸，有法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华工们必须将他们按各自的国家分开。有的尸体缺胳膊缺腿，臭气四扬。华工常可弄到手枪、手榴弹，有时运气好，能从死者身上找到钱、手表、戒指以及其他贵重东西。

他们每月仅有六个法郎零用钱，有的存了钱不知如何汇给国内家人，常被个別翻译骗取钱财汇到自己家里吞没了，最后被华工发现了。后来我听说在他们一起坐船回国的时候，这个翻译被华工们丢进了海里去了。有的有了钱就赌博，不时发生打群架互相枪击。有时埋地雷的地方已有红字标明危险，由于他们不认识字，还用锄头去挖，就被炸伤、炸死，这些情况实在使我们为之痛心。

为此，我们曾向战地服务机构要求为他们做些教育工作，经介绍，我到了法国北部敦刻尔克华工营地，住在一个帆布漏雨的帐篷里，睡在一个用木框框及六根粗铁丝做的床上，如果碰到下雨，硬土都变成了发臭的泥浆，雨打帐篷，泥浆水就点点滴滴流下来，有时还要用雨伞遮雨。看到华工的痛苦，自己也就不太觉得苦了。我们为他们讲道理，教他们识字，设小卖点、放电影。

一九二〇年，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在旅欧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华工陆续回国，我们八个学生不易找到工作，只有待机由战地服务机构介绍到其他地方。此时，正逢周恩来也来法国了，我是他最熟的朋友，都是天津来的，还是战友，一起办过“觉悟社”，因此我们两个人在巴黎一条街老房的五楼租了一间小屋，其实是一个阁楼。记得有一天，不知是周恩来不小心，还是我不小心，把烧菜的锅打翻了，我于是发起火来，责怪住的房子怎么那么简陋，在巴黎生活也太苦了。周恩来立即批评了我，他说，一战刚结束，战争遗留的创伤还在，我们对生活不能要求太高，要我多关心欧洲的社会和政治，才能对当前形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这次批评，我一辈子也没有忘记。

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是一个与英国伦敦对海的度假城市，但战后十分凄凉，男子战死的很多，只留些老婆婆和小孩子住在以铝板搭的小屋里过着乞讨的生活。法国当局不予照顾，却高唱“自由、平等、博爱”，富者彼此相护，穷者难以为生，哪里谈得上什么平等、博爱。

两年的法国生活给我们勤工俭学的人印象是不好的，有些人就到英国或德国去了。我听一些同学说在美国一般轻微劳动就可以供应食宿，也可以申请免费入学。我经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介绍，就申请到美国读书，于是我们八人于ー九二一年春就自法国勒哈费尔港乘法轮，渡大西洋到美国纽约去了。而周恩来则去了英国，从事爱国华人的政治活动。直到十几年后，我从美国返回国内参加抗日运动，才又见到周恩来。我后来入党，他还是介绍人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