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25岁至27岁那几年，每逢寒暑假，我都到《星星》去做助理编辑，帮第4组看稿。每天都一两百篇，海底捞针式地选出比较好的稿子，报送给组长鄢家发，再由他签单呈报给值班主编白航或陈犀先生拍板。

送审单返还时，每当看到白航或陈犀先生“用”或“留用”寥寥1字或2字审阅文字，便知道我初选的稿子通过了，将在《星星》刊发。鄢家发先生一脸高兴，我同样欢喜。这种审稿成绩，能够达到几百分之一，已经相当可观了。

那时候，《星星》如日中天，每天来稿都一麻袋。邮差一到，我们几个助理编辑便连忙跑去分捡，各自抱回一大堆。桌面上总是堆积如山，仿佛永远也挖山不止，“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初级活路没完没了。唯有值班主编“用”或“留用”一二字，可以填平其间的劳苦沟壑，使我们享受到助理编辑初级审稿的收获欢乐。

我的任劳任怨获得了老师们的好感。

三年后的某一天，缘于白航、陈犀等《星星》老师们的厚爱，蓝疆先生拿来一份《借用合同》，要把我从冉义中学正式“借用”到《星星》当编辑。所谓“借用”，其实就是“调动”的前奏曲。那时候，教师是不允许调动的。“借用”消息传到县委，当时的县长不同意，跟文化局领导打招呼，“不准杨然走”。他们出台的措施是把我“借用”到文化局当办公室主任……

我纠结此事，到流沙河先生家里求教。他说：“你不要到《星星》来，当编辑，你就写不成东西。你就在乡下教书，放假了，就到我家来读书。”也在《星星》当助理编辑的好友廖亦武劝我还是当编辑好，我没听他的，而是听了流沙河先生的话，到《星星》跟蓝疆先生说：“我回乡下教书算了”，就离开了《星星》。

那是1986年寒假的事。从此在乡村教书，直到退休。

那年暑假，我到流沙河先生家里读书。抄了许多台湾诗歌，包括纪弦、郑愁予、罗门、高凖、陈煌、林亨泰、洛夫、白荻、余光中、痖弦等作品。自己写了些学习心得，以赏析文形式，投给《名作欣赏》等报刊，发表了其中一些章节。

9年后，我任冉义中学校长不久，流沙河先生通知我，他要把他家里除余光中外的所有海外华语诗歌书籍都送我。我马上去了成都，到他家里，哼哧哼哧把那些书籍搬下楼，装上车，一口气拉回了冉义。

这些书籍像一座小山，从此使我与海外诸多诗家有了直接阅读的对话。我继续撰写些学习心得，时不时有些赏析文字或多或少发表。在后来的《芙蓉锦江》“新诗百年·长诗100首”专号、“新诗百年纪念专号”、《中华美文.新诗读本》等书刊编辑中，都大量采用了流沙河先生送我的台湾诗歌书籍中的资料。

我听从了流沙河先生的意见，没有再到省城当编辑，而是安心在乡村教书，生活，阅读，写作。

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当代诗歌的交流中，流沙河先生的开拓性是有目共睹的，不可替代。我把流沙河先生送我的书籍，无论内容与精神，还是精华与艺术，都坚持传播与分享，让诗歌之魂发扬光大。甚至，包括青年诗评家胡亮等朋友，跑到冉义来借阅这些书籍，我也没有吝啬。这样让朋友们分享的书籍，有50多本吧。

我对流沙河先生的感念，数十年了，一直存在。回冉义教书那时候，培培母女还有自留地，种大春小春，所以我写有《想送新米给流沙河先生》一诗感激他。还写有《一位中国诗人在麦坚利堡》《谢流沙河赠书》等诗篇，感念他。

我现在退休了，仍住在乡镇。他送我的书籍，常在身边陪伴。《诗歌月刊》编辑刘康凯“建议杨老师把受赠书目整理公布一下，也是重要文学文献”，这是个细活，我会抽时间去做的。

我曾经先后数次遇到调进城当干部、到省城当某刊副主编等摆脱乡村教师职位的机会，但我都没挪动。我是个乡村教师，也是乡村诗人。

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成都安家，已为人母。她的名字，是流沙河先生取的。她的存在，是我家对流沙河先生的永远纪念。

我在冉义教书39年，作为成都知青，是彻头彻尾的扎根派。我的乡村教师身份，是对流沙河先生的永远纪念。我的诗歌成绩，也是对流沙河先生的永远纪念。

杨然2019年11月25日写于临邛东路义渡苑

图1：流沙河先生1988年送杨然的《瓜说》照。

图2、图3：流沙河先生1987年5月送杨然的《流沙河在麦坚利堡》照。

图4：2006年7月12日杨然请流沙河为邛崃文君公园题字。

（本文编辑朱蕊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