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说，19世纪的西方儿童文学已进入第一繁荣期，20世纪就是第二繁荣期……中国儿童文学即使从现代文学开始算起，也有百年之丰厚积累了，是否也可以说已进入了繁荣期？有无标志性的作家作品？在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又是什么？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已经走向世界？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是否世界儿童文学早已走向了我们？此次曹文轩获得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 “安徒生奖”，是否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已被世界所接受?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往往更具有对“全人类”的感染力？

秦文君：衡量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取它横向和纵向交叉的坐标。近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很多作品我先前读过，听过，悟过，敬佩过，也质疑过，有的甚至遗忘过，但是当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理性阅读的认识链上，感受还是相当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步,最早从翻译国外儿童文学中积蓄力量，逐步形成了创作队伍,也出了不少大师级别的作家，和出类拔萃的作品。但总体看，新时期之前，中国儿童文学多少年来一直是谦和的，低调的，好像一朵无名的花，花开花落，默默生长，从不自卑，也从不自傲，孕育着自己的花。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或亲自实践的人，我个人把近40年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历程大致分为话语时代，探索时代和趣味时代，多元时代，这之间有交叉，重合，它们的递进无一不是巨大的阶梯，但也存在某种局限和危机。

话语时代：十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的儿童文学几近荒芜，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必然来临，这时出现了一批震撼人心、与时代和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作品。 它们是可敬的，激情澎湃，显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主题具有穿透性，也有无所不在的思想性和激越，它们仿佛是急促出现的，喷发的，开拓思想疆界的，作品有的围绕人的精神解放，有的揭示社会弊端，有的直指以往儿童文学所难以涉及的禁忌和禁区。虽然有些作品文风上带有愤怒的拷问，但是冲劲十足。

探索时代的艺术追求：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稳中有升，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的开放，话语时代的文学失却凌厉的势头，艺术追求自然而然提到议事日程中来。文学的审美作用被重视，这成了很多有才华的作家的共识，具有文学性的作品才有厚度，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探索时代的儿童文学的发展显示了强烈的艺术回归倾向，一个个艺术文本，体现了精当隽永的想象力。这个探索时代涌现的佳作多得不胜枚举。

趣味时代的感动：新媒介的悄然兴起，使孩子的接受方式开始变化，小读者要有悬念的故事，要有趣味的角色，要轻盈美丽的阅读。于是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和儿童本位的呼声四起。 在提倡游戏精神的时刻里，幽默一不留神成了最讨巧的元素了。其实幽默本身是一种古典的东西，能够引起人们去思考，而不单是追求笑声。它是有内涵的，幽默不是凭借着刺激、好玩而风靡一时的东西，而是有厚度，有长久的生命力。幽默使复杂的人事相对单纯，没有触目的理念，对文学而言，通过幽默的表述表达出人类 的情感和本质以及审美意义，才会具备文学力量。

今天，我们处在多元时代，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翱翔，发展到今天，真是红火得很，应该说已经颠覆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和预期，这奇迹是儿童文学作家和全社会共同创造的。但浮躁和功利化也来了。诱惑那么多，写好作品有那么容易吗？还能保持书斋生活吗？优秀的儿童文学应该是人类奥秘的花园，优秀儿童文学的艺术源泉在于人类的梦想和艺术个性，一些作品有儿童文学的某些元素，但不是“天合”之作。我们读大师的作品，有一种非常舒服的内在呼应，而不仅仅是阅读上的愉快。

好的儿童文学是不分民族和地域的，表达的是人类的所有情感的本质。一部“真正”的作品就应当如此，小孩读它有小孩的想法，大人读它就有大人的想法，每一个人读它就有不同 的想法，我认为这样才是最精彩的。这恰恰就说明了作品的多元，而这种多元实际上也就是作品深度与厚度的体现，属于一种“放射”性的元素，也就是说它可以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真诚的感动。中国儿童文学中这样的令人折服的大格局作品，还比较少。

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里，现实题材的少年小说是最强的，幻想作品，童话在“大格局”与“想象力”上还是存在一些不足，这是需要在意的。国外流传广的，知名度较大的几乎全是童话或幻想类作品。比如《哈利·波特》，有巫师文化的背景，对中国人来讲，尤其觉得新鲜。对英国人来讲，审美的焦点可能有所区别。在他们的传统里，女巫骑个扫帚在天上飞，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我想中国儿童文学未来发展奠基的作品，应该是幻想类的儿童文学，尤其是有着东方审美、世界表达的幻想类作品。

想象力是每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看家本领，天才所在。智慧和想象力是作品的灵魂，有了想象力，就有了翅膀，它真是天马行空的好东西，特别契合儿童的思维习惯和审美价值，没有它，作品容易干涩粗笨，飞不起来的；一旦有它，便有救，轻灵美丽，满天飞舞，往往能穿越未知世界，超凡地驾驭故事、人物、情绪、理念。幻想能调动理想主义，游戏精神，以及浩博的心智和才分，来描绘人类的梦想与爱。

曹文轩获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国作家来说，都是一种鼓舞，它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自信和动力。但与外国儿童文学的主流——以幻想作品或童话为主的经典作品在中国的热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比较有限,中国儿童文学真正地“走出去”是一条漫漫的催人奋进的路。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不断超越，显得格外重要。就整体来说，国家的文化实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翻译也是必须的。

徐芳： 您说过，儿童文学不是一种简易的文学，而是要用单纯有趣的形式讲叙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深奥的道义、情感、审美、良知。它运用想象力、英雄主义、游戏精神三大法宝完成它在美学、艺术上的追求。但所有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健康之上，没有暴力和性。这是体现儿童文学精神纯洁的首要保证。但还是有些新创儿童文学的作品超过了“尺度”，被认作为儿童“毒物”，但也有作家声明，这在国外“尺度”可能更大，是出于身体科普的需要，所以这样的描述无可厚非；还有作家认为对校园暴力题材的书写，本就应该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实回应……您以为儿童文学创作应该设立“禁区”吗？

秦文君：儿童文学的一味走浅的趋势是值得警惕的。儿童文学再浅也要体现关于人和世界的玄妙之处，多元的，不仅描绘什么，还要隐藏什么，这才是关键。作家在写作品的时候，不能把儿童当成是一个极其单纯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人物，更不能当小狗、小猫写，孩子是天地间的精灵，这是他们的可爱，但是孩子们身上还有许多人之初的复杂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人就不可能非常简单。你怎么去解释一个成年人的复杂呢？童年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到了成年又如何复杂呢？肯定是童年的时候，某些种子就已经播种在那里了。可以说在15岁的时候孩子就已经很成熟了，成年以后只是说能够把人生看得更为透彻一些，但所有的情感差不多在15岁的时候都已经俱备了。人如果没有这些微妙的东西，成长以后就不可能复杂。要把儿童不仅仅看作是儿童，而且还看作是“人”。这样的转变就能够使得儿童的形象、儿童文学产生一些“厚度”，即孩子们看到了里面的“浅”，成人来读或许又能看出某些人生的感悟，人生的无奈……

更应该看到，儿童文学发展到今天的繁荣阶段，新分化出现了，那就是商业化和娱乐化。市场的选择不会遵从文学特性，在走浅的娱乐至上的时代，一些具有消遣性、模式化的童书因为门槛低，受到市场的青睐。上海的一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把如今的童书形象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像药，教育意义明确；第二类像甜饮料，添加的甜味吸引孩子，但吃了无益；第三类像原生态的蔬菜水果，没有添加剂，富含维生素，有益健康。可是在童书市场上，“水果蔬菜”卖不过“饮料”，而且差距越拉越大，几乎引起某种失衡和失重。

这三类童书哪一种有精神品格和审美意蕴，是中流砥柱，人心里是有尺度的。文学随着时代变迁，风俗变化，尺度是会有变化，比如题材、表现手法、道德观等的拓展，艺术的标准也会宽泛起来，但总有美丑之分，高雅和庸俗之分。儿童文学永远会有底线，甚至红线。有的童书挑战底线，出自商业考虑，希望博“眼球”，也有的是别的因素。一旦成了“毒物“，还以文学的范畴来探讨是不公平的。

即便不谈“毒物”的侵蚀，如果作家都写“饮料”了，把“水果”和“蔬菜”扔掉，后果会是什么？如果儿童文学在文学创造方面走向低能化、模式化，中国儿童文学将会何去何从？它还能走多远，红火多久？这是值得思考的。

徐芳：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各种出版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从前，很多机构学校也在纷纷推出童书的阅读活动，包装、码洋和奖项的投入，使得书好卖，名亦响亮，连很多原来写成人文学的知名作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连推出儿童文学的新作；而不光是作为孩子的读者，连孩子的家长，甚至孩子的爷爷奶奶，也突然成了某些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粉丝。当下的儿童文学如此“繁荣”，可叹为观止，对于“经典作品”，是否更具有了挑战性？比如在您的贾里贾梅系列之后的校园小说，是否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呢？

秦文君：我不是个“安分”的作家，是艺术上是一个追梦的人，不会拘泥于同一种写作方法或者风格，我一直在找最能够表达内心的一种途径。1991年我创作《男生贾里全传》，最初的写作契机来源于一个男孩的远方来信，那种起因包含着太多的偶然内核，也是我一改“戏路”，寻求一种明朗诙谐地表述人物心灵的途径的尝试。这部小说在当时比较凝重的儿童小说创作风气之中显得“另类”，具有启示性，后来的续集《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贾里日记》《贾梅日记》等，有的几乎是在20年后写的，20年的生活真是天翻地覆。我从人物性格上来接，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尽力在艺术上“无缝”，“贾里贾梅大系”现在有8本书了，至今那么受欢迎，每年像新书一样印很多，没有小读者觉得“隔”。孩子的喜欢很重要，但儿童文学要发展，最重要的是有艺术创新和保持纯净，引起人类心灵的共鸣是文学最大的魅力，不能为了作品的“时态”就丢失最宝贵的永恒。我觉得做到了把生活里的东西羽化成独特的艺术，这需要有一种能力或者天赋的。

幻想与现实永远是文学的两个翅膀，两者的结合更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和重要的方向。幻想文学创作是我国儿童文学相对薄弱的领域，对于我也接近于“空白”。我一直都对幻想的作品有一个野心，或者一个梦，并不满足于写信手拈来的校园小说，觉得幻想类的作品富有某种预见性，从中体现常人无法看到的人生风景，所以我写幻想作品的念头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才有了前年获大奖的《王子的长夜》以及《小鸟公主系列》。我想用文字表达文学理想，发现一些被人类忽略的视角，对生活作出更有意思的诠释，找一个较完美的叙述方式而已。

今年下半年，我将在接力出版社出版一部名叫《变形学校》的系列小说，这是一套从现实生活切入幻想世界的系列小说。校园小说的创作中，总有些现实的泥泞是逃不开的，但是在现实中加入想象之后，文字一下就能飞起来，像长了翅膀一样，这个写作过程让我非常愉快。我希望也能带给小读者这种“飞翔一般”的感觉。

孩子们的幻想与生活的真相截然不同，但有时正是这种幻想，让孩子能够应付生活坎坷，让他们战胜过早遭遇的无奈。所以，我想通过“变形学校”里“变形”这个概念，传递这样一种成长的力量，“通过每一次变形，把事物变得更好，当你心里怀有美好的追求，世界也就多了一个温暖的人。”

徐芳：《小王子》里的话：“人吗/我想大概有六、七个吧/几年前看到过他们/但我不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风把他们吹散了/他们没有根/活得很辛苦”——当我把引文用分行号排列后，就觉得特别像“诗”。您的文字中，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句，您追求的是一种”诗意写作”吗？是否从低幼开始，儿童文学就分为两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而您始终坚守的是前者？

秦文君：我们不断有好作品出现，有艺术的坚守者，但是商业大潮使不少速成的作品产生，冲击着儿童文学的理性，人文关怀，特别是逻辑的链条也在断裂。创新和个性的缺失是很大的危害，模仿之作多了，这个作家与那个作家之间缺少足够的差异，走得有点近，“面孔”差不多，疑似“近亲”。

至于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能从艺术个性和思想含量中区分——即使熟悉孩子的生活，也未必能写出具有启示意义的人物和含义。对孩子微妙心灵的把握是重要的，对人性的普遍认识更重要，要有艺术的功力，才能描摹出孩子的心灵深处，不隔膜，惟妙惟肖地将他们，以及绝不简单的心一一独特而艺术地描摹出来，不仅让他们会心一笑，还能帮助他们认识艺术，辨别世界，确立自我。

写出创新才华和艺术追求，又能感动孩子的儿童文学作品，才是最好的，也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要做好作家，保持审美上的独特，把自己托付给文学很重要，不仅爱文学，读文学，思考文学，写作时把真生命真感受投进去，建立在心灵与直觉上。用高超的审美手段，来蕴含不朽的道德力量和人类的所有情感和本质，揭示生活的规律，触及人类内心，写有出息的作品，有作者的体温和气息、作者自己的风格的作品。至于是不是诗意，留给评论家和读者来说。

我无比珍视生活对我的馈赠，不论是在童年时光，还是之后的生涯，我将它们留在记忆里等待时间的发酵，轻易不敢拿出来，一直到它们从原本的粗粝中虚化出来，一直到我感觉自己有饱满的情绪可以把握它们，我才开始动笔书写，我渴望能写几本“真正把自己‘煮’在里面的作品”。

【嘉宾介绍】秦文君，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最出类拔萃的作家之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会长。自1982年发表处女作，著有长篇小说《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小香咕系列》《秦文君彩虹书系》《16岁少女》等六百余万字。1996年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2002年获国际青少年读物联盟（IBBY）的“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先后获 “共和国五十年优秀长篇小说”称号，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全国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宋庆龄儿童文学优秀小说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政府出版奖、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50多种奖项，并获得电视剧飞天奖和电影华表奖。不少作品被译为英文版，日文版，德文版，荷兰文版，韩文版等发行海外。《红书包》《一诺千金》《伟人细胞》《表哥驾到》《爱心》《选举风波》等20多篇散文，被选入日本，中国各地的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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