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经相关专家整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正式出版，其中收入了7篇珍本秘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一篇整理者题名为《治邦之道》的文献，包含尚贤、非命、节用等墨家思想，以治国谋略为其主题。章太炎认为：“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治邦之道》的内容亦具有鲜明的智囊色彩，为当时的君王提出了一套治国为政较为细致周密的策略。这篇战国文献所蕴含的为政思想和治国理念，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例如，《治邦之道》提出，应该依据人民的喜怒哀乐去判断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由此进一步探查为政治国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密切关注人们的感受去评价时政得失。通常而言，我们都是从外在占有物质的多少去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幸福与否。然而，这种评价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一个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往往和人们所占有的物质并不一定成正比。《治邦之道》作者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认为应关切百姓外在喜怒哀乐所反映出的内在状态和幸福度：“可戚乃戚，可喜乃喜，故常政无忒。”这显然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的色彩。党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列提出，将其作为衡量改革发展成败得失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国家发展的评价标准由外在的物质向人民内在感受渐次转化，这一标准相对原先以GDP数字作为单一标尺，是一次人性化的提升。

《治邦之道》对民众喜怒哀乐的关切，显然也是我们当今贯彻这一政策可以借鉴的。这一治国理念，和《道德经》11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智慧相契合。《道德经》11章以车、陶器、房屋这些器物为例，认为有形的器物給人带来看得见的“利”，而这些器物“无形”的功用和我们直接相关联，也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揉捏黏土做成盆、罐等器皿，正因为器皿中的空无，器皿才得以发挥功用——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有形的器皿，而直接和我们相关的，是无形的器皿之功用。上述器皿所体现的道理在人身上同样可见。

世间有太多人沉浸在对有形物质的贪求和追逐中，一些人甚至以损害身心为代价，去占有更多的物质。原因在于我们把对有形物质占有的多少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有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一切有形物质最后都要“兑换”为的自足感和幸福感，才能实现其真正价值。《庄子·逍遥游》也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和世人片面追求有形物质不同，老子的智慧体现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的感觉、心念、情绪、精神信仰等无形的事物上。借鉴这一智慧，一方面可以警惕在对物质追求的过程中人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领悟幸福的真谛。

古代的为政者要想了解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采集百姓的歌谣。由于周朝时只有贵族有资格和条件读书认字，底层的百姓多为文盲，他们要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对国家政治的意见，往往只能采用歌谣等口耳相传的方式。也就是说，歌谣、劳动号子等就是那时候民众的“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一个好的、能引起大家共鸣的歌谣，好比我们现在朋友圈中那些10万+的文章，大家都是以“一传十、十传百”口头唱诵的方式点赞、转发，风行天下。“国风”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每一首都是那时候风靡一时的流行歌谣，比如《伐檀》《硕鼠》等等。由于这些歌谣是民情民意的体现，从周朝时便有专人采诗观风。《礼记·王制 》曾经记载天子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武帝刘彻也认识到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于是专门设立乐府，采察民歌和民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风俗巡使，以了解民风、民情和民意。

相对于有韵律的“歌”而言，“谣”是指流传于民众之间但没有韵律的口诀。《治邦之道》认为，为政者应正确面对这类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民众之间的舆论监督。对不同声音乃至“谣”要认真查验，如果属实，应该及时纠正：“毋恶谣，察其信者以自改，则过蔽。”

《治邦之道》还具备一些在当时较为进步的的经济管理思想。比如不扰农时，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强调农工商并重，兴修水利，重视水运交通，以促进商业贸易和对外开放。《治邦之道》说：“薄关市，则货归，民有用。不厚葬，祭以礼，则民厚。不起事于农之三时，则多获。……摄汜梁，修谷澨，顺舟航，则远人至，商旅通，民有利。”

《治邦之道》反对凡事由天命决定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实干主义。在《治邦之道》看来，人才的培养、成功和国家的兴旺有着类似的机理。一个人经过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可以成为有用之才，同理，国家只要认真治理定可兴盛，实干一定兴邦。《治邦之道》说：“其政使贤、用能，则民允。男女不失其时，则民众。……此治邦之道，智者知之，愚者曰：‘在命’。”明确批判了一切命定的愚昧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