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采访有种感受，警队执法之所以特别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警察权受到司法权、立法权等的牵绊。比如，几天前5个涉嫌藏有爆炸品的被告开庭受审，结果律政司检控书把被告名字写错，法官当庭释放被告，逼得警方在法院门口再度抓人。“捉了放，放了捉”让严肃的法律行为成了儿戏。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指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希望香港各界进一步凝聚起反暴力、护法治、保稳定的正能量。

行政、立法、司法，构成了香港特区的主要管治框架，彼此理当在止暴制乱中各司其职，共同承担法定责任。换句话说，止暴制乱不是哪一家的事情，更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压在香港3万警队的身上。警队身处维护社会秩序的第一线，面临巨大压力，忍辱负重地做了大量工作，但要想有效解决引发“修例风波”的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需要特区管治团队中其他部门的通力协作，这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然而，目前来看这方面还有不少的欠缺。以司法机关为例，除了前述的检控单位犯低级错误之外，法庭审理相关案件也招致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质疑，大量犯重罪的被告获得保释，前脚刚走出法院大门，后脚又上街去搞破坏打警察。至于立法机关中的反对派，不仅美化街头暴力、阻挠警察执法，还不顾民生需求，通过拉布（冗长议程）、杯葛（抵制）等方式，让政府亟需通过的法案审议周期无限延长，一副等着看特区政府笑话的样子。

如果说司法机关动作慢，是因为受到香港法律限制，立法机关议而不决，是反对派因为政治原因作祟，那么在行政机关中的个别公务人员表现则更令人遗憾与不安。有的人无原则地让步，有的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极不恰当言论，甚至直接蒙上面参与违法活动。据本港媒体报道，已有多个公务人员乃至纪律部队成员因参与街头暴力而被逮捕。我曾亲眼看到，在金钟政府总部门前，警方与蒙面黑衣人武装对峙，一台其他纪律部队的车辆从中间驶过，车上一人向黑衣人做出了“加油”的手势。我当时就想，看到手足同袍如此作为，站在对面的防暴警察不会心寒吗？

我一直认为，香港公务人员常挂在嘴边的“政治中立”，绝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更不是漠视家园走向沉沦的借口。香港《基本法》第99条已经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必须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至于遵守香港法律，则是公务人员在内的所有市民底线。正如有媒体所言，不管是因为“同情”所以“默许”，还是由于“支持”所以“纵容”，涉事公务人员的结果，一定将是既输掉自己的职业和前途，也失去香港的现在与未来。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上月底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及，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港媒已经注意到，过去中央更多提的是青少年教育，更多提的是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如今对象多了公职人员，内容多了“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显然是有针对性的，相信也与当下的香港时局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5个月的“修例风波”已经表明，需要直面香港原有治理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不断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完善特区政府治理体系、提高特区政府治理能力，其中也应该包括完善行政、立法、司法在香港管治体系中的关系。

由于工作关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我与港籍的公务人员、立法会议员、法律界人士有过不少接触。在来港前，对他们的印象普遍不错。我真诚地希望，等我结束采访离港之时，能对他们依旧保持较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