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有词云：“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读汪曾祺的文字，也是同样的感觉。

汪文，一派天然。如同开在春日里的花，悄么声儿地抽枝、发芽，谁也不去惊动，却时时、处处都是新的。从不大惊小怪，只随时序生发，还没等你留意，花已经开了，香气也并不撩人，只是淡淡的。

感觉汪老写作就是信手拈来。写的是什么，标题就取什么，朴素得有些“不像样”。写美食，就叫做“豆汁儿”“萝卜”“豆腐”，充其量来个“菌小谱”，算是给昆明的菌子们做了一篇“大记”；写景物、花草，便直接叫“花”“夏天”“马铃薯”，开门见山，一目了然；写人就更接地气了，“老舍先生”“我的父亲”“大妈们”，好像生怕标题喧宾夺主似的。我总觉得有些标题，真是他由着性子来的，像“林斤澜！哈哈哈哈”这样的“杰作”，到别处恐怕再难一见。

他写文章，才不管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开篇从来朴实无华，好像是提笔便写，像《我的父亲》这样深情隽永的大散文，他也毫不铺陈，上来就是“我父亲行三。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三子’”；而像家常小事、寻常味道，写来则更似聊家常。他有一篇《家常酒菜》的文章，开始得直截了当：“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在菜场内同邻家阿叔聊天，也不过如此。

他的转折自然而然，写完一个话题，也不铺陈，直接转下一个，毫无造作之气，因为用笔简练、用字精确，这样转也从未让人觉得有何不妥。那些转折，颇得中国古典诗文之妙，减省而不突兀，简洁又不简单。汪文收尾意尽而止，从不见拖沓，如“行到水穷处”，他有一篇文章《滇游新记》，写云南的草木、风土、人情，等等，及到结尾只明快的一笔：“这里的乌鸦比北方的小，鸟身细长，鸣声比较尖细，不像北方乌鸦哇哇地叫。”像是没说尽，却也似尽了，不知再说些什么好。细品来，又觉得意犹未尽。汪文里像这样的收尾比比皆是，犹如山歌调子，余音渺渺，回荡在青山绿水间。

“龙头凤尾猪肚子”这样的“要诀”，在汪曾祺的文章里大半被破了。哪有什么“龙头”，“凤尾”也不必要，只有“猪肚子”是实打实的，而且其厚度绝非一般人所能及。读汪文，一开始会觉清雅素淡，就像他笔下那些家乡小菜，凉拌枸杞头、煮干丝……却越读越觉滋味全出。待读得多了、深了，又在这“清淡”里咂磨出两个字来：底蕴。他的文字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乃至大自然中秘制加工、又反复腌渍而出的，乍看颜色无奇，待真正打开“盖子”，其香扑面，尝一口，回味绵长。

他有一篇名为《葵·薤》的散文，写了两种今人已不太熟悉的菜蔬“葵”与“薤”。引述了《诗经·豳风·七月》、后魏《齐民要术》、元代《农书》、汉代《薤露》等，且每次引述，都与行文严丝合缝，丝毫没有“引经据典”之生硬，乃至读时稍不留神就滑过去了，几乎感觉不到。待察觉时，回头再看，这些援引无一处不妙，恰如“量身定制”，而若非熟读典籍者，根本无法如此信手拈来。像这样一篇短文读下来，非但会生出意欲品尝之想，更将菜蔬背后的文化也取一瓢饮下。

汪文之“厚”，源于生活。他经历过日军侵华的动荡，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背井离乡，跋涉千里，到云南求学。可像这样的颠沛流离，进到他文字里，就成了《昆明的吃食》《昆明的花》《泡茶馆》《跑警报》……他写什么，都写得那样兴高采烈，让人丝毫不觉那时的他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还要面临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那篇《跑警报》多有趣呀。空袭警报来了，马兄带着一卷诗，金先生提了一箱情书，罗同学和郑同学更是悠哉悠哉，一位洗头、一位煮莲子……文中的许多描写，后来被用在电影《无问西东》中。

他早已深深懂了世情，却从不明言，亦不嗔、不喜、不怒、不怨，充其量只说：“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那些人事沉浮、苦乐悲欢，变作他笔下的家常味道、草木花鸟、深巷细雨……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汪文的厚味，也在“情”字上。汪老深情，但他写情，也淡，从不铺张、宣泄，没有浓墨重彩，恰如一卷水墨山水，意在其中，情在其中，一旦走进去，才触了心，再难忘了。他的一生，失去过太多人，也目睹过太多失去，可是那些伤痛，却在他笔下哀而不伤。他写老师沈从文晚年回故里、听傩戏，道：“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只一个画面、一句话，便写透了老人对故乡的依依眷恋。他写金岳霖用情之深，简直不动声色，“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这是怎样的视角呵？

汪老有一段写蜡梅的文字，我倒觉得颇合适形容其文：“这样大的四棵大蜡梅，满树繁花，黄灿灿地吐向冬日的晴空，那样的热热闹闹，而又那样的安安静静，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境界。”

清冷的冬天，那安静的一树繁花———大概就是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