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刚结束的国庆小长假，红色旅游成为假日旅游市场主旋律。调查表明，78.84%的游客参与了各式国庆庆祝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这是镌刻于民族血脉中的坚守，也是今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什么是红色文化？近代上海红色资源为什么如此丰富？日前，著名历史学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在上海江南书院作了演讲，从江南视域对此进行了分析。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要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那么，什么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在全国各地分布相当广泛，为什么上海能拥有如此集中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今天，我就此和大家作一下分享和交流。

红色文化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别

今人所说红色文化是一种形象说法，其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红色文化，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广义的红色文化，指近代一切追求光明与进步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包括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科学昌明等活动。

对此问题的论述，可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内涵及其展开逻辑作为参考。

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书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这样写道：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撰于1949年。这三句话涵盖的时间、内容都是逐层扩大的，第一句指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句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覆盖解放战争时期；第三句指的是整个近代，时间跨度最长，涵盖内容最为丰富，除了覆盖前两句已经述及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还将内容扩大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广义的红色文化不只是狭义红色文化的扩大，也是狭义红色文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革命文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八十年中不同历史阶段革新文化持续演进、升华的产物，包括历次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战争，也包括涉及科技革新的洋务文化，涉及政治制度变革的维新文化，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反清革命文化。正因为如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第一幅浮雕是虎门销烟，第二幅是金田起义，第三幅是武昌起义，第四幅是五四运动。由此，我们有理由说，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近代一切追求光明与进步活动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总和。

所以，研究红色文化不但需要放宽视野，也需要拉长时段。

从江南视域来看红色文化特点

红色文化在全国各地分布相当广泛，各有特点，在上海尤其集中。我前两年写过《近代上海红色资源为什么如此丰富》的文章，对此有过一点粗浅的分析。循着这篇文章的思路，今天我主要从江南视域来看红色文化特点。

从江南视域来分析红色文化，我以为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即联动性、整体性与先锋性。

（一）联动性

江南地区山水相连，壤土相接，语言相通（基本属于吴语区）。这里山丘秀美，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湖海辽阔，物产丰盈，人口稠密，自六朝以后，就逐渐形成经济互补性、社会互动性、文化一致性都很强的地区。这些自然禀赋与人文特点，使得这一地区在红色文化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联动性。

所谓联动性，既是指个人或群体（团体）的行动，在不同地域、空间的行为表现为连续性或连贯性；也指不同空间的个人或群体（团体）的行为表现为相互关联性。

比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奋起响应，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也积极响应。江、浙、沪这三地革命党的响应，不是彼此孤立行事，而是将三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按照陈其美等人事先拟定的方案，是南京、杭州先动，上海再动，这一方案是从沪、宁、杭三城市地理情况出发的，合乎用兵之道。但是，到了10月底11月初，忽然传来消息：清廷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泊吴淞口，运江南制造局所造枪械以济汉口清军。汉口方面致信上海同盟会员，告以亟盼上海等地响应，以绝清廷海军后援。11月1日晚，陈其美等人决定以上海先动、苏杭响应，代替先前的方案。上海起义成功后，上海民军组织沪军敢死队、吴淞军政府组织光复军，与来自浙江的民军，组建江浙联军，援助南京民军，很快攻克了南京。沪、宁、杭三地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全国反清革命胜利的基础。

再如，《安徽俗话报》印刷地并不是安徽，而是上海。此报是陈独秀1904年创办的，以宣传反清革命为宗旨，编辑地、发行地均在安徽芜湖，但当时芜湖缺乏现代报纸印刷机构，陈独秀等乃决定由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承印，印好后运回芜湖发行。此报之所以如此办理，原因在于这一印刷局创办人章士钊是陈独秀的朋友，他们此前在上海共同办过《国民日日报》；这一印刷局的问事人（经理）程吉甫是安徽休宁人，是陈独秀的同乡。同事、同乡的网络，将芜湖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地的联动成就了《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在民国初年的革命活动，亦体现出这种联动性。1913年8月，陈独秀在安徽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先是从安庆逃到芜湖，在芜湖被驻防军人逮捕，经人援救，亡命至上海。他在安庆的家被官府抄没了，便举家居留上海。穷困潦倒中，他依靠替安徽同乡汪孟邹在上海所办亚东图书馆编书济急。

像陈独秀之类的联动性，在很多革命志士身上都有体现。出生在常州的瞿秋白，在15岁的时候已经与上海发生了联系。那年 (1914年)他所在的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全校师生坐船到上海参加展览会，瞿秋白的作品——一把用木头制作的汤匙在上海展出，会后被选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这使得这位常州才子与上海发生了令人愉快的联系。瞿秋白第二次与上海发生联系是1917年。那年，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与他人合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在上海出版文学译作。1923年，已从苏联回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宣传家的瞿秋白，开始定居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从此，上海成为他除了家乡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此类因事因人而使得江南多地此呼彼应、连锁发生作用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名的事例，便是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开幕，因事转移嘉兴，最后在嘉兴闭幕，从而使得上海、嘉兴日后共同成为一大会议纪念地。

（二）整体性

江南地区本来整体性就比较强，近代上海崛起以后，更加强了这一地区的整体性。

近代上海高度开放，发展空间很大，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志士仁人，奇才俊杰，将移居上海、谋求事业发展视为上佳选择，从而在事实上打破三地行政界线。比如，甪直王韬、吴江沈毓桂科举考试不顺，穷困潦倒，而上海教会机构中有发展机会，便移居上海，从而成就了一生非凡事业。镇海叶澄衷、虞洽卿，定海朱葆三，均因家贫来沪当学徒，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湖州陈其美因学生意来沪，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常州人陈范因仕途困顿，绍兴人任伯年、松江人胡远、苏州人吴友如等均因卖画需要而移居上海；无锡徐寿、华蘅芳因爱好科学、擅长制造，来到江南制造局一展所长，最后成为近代著名科学家；苏州冯桂芬因逃避战乱来到上海，有感于中西差距，撰写不朽名著《校邠庐抗议》。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由于来到上海，改变了其人生发展路径，成就其重要事业。

近代江南，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并无严格的行政壁垒，也没有与户籍紧密挂钩的各种附加市民待遇，在乡即为乡民，在市即为市民，因此，相互流动至为简单便捷。

整体性特点在江南中共地下党活动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

中共地下党时常是将江浙或江浙皖作为一个统一的地区来考虑的。1925年“五川惨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亦称中共江浙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浙区委”，机关设在上海，领导江苏、浙江和上海党组织。1926年春夏后，江浙区委管辖范围扩展到安徽省沿津浦铁路线的蚌埠、滁县、宿县、凤阳、和县等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应对恶劣形势，中共江浙区委调整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到上海，与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共同组成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会，其活动范围覆盖江苏、浙江全省。从4月至6月，特委会恢复了南京、无锡、宜兴、如皋、丹阳、苏州、徐州等地党组织。中共江浙区委从1925年8月成立至1927年6月撤销，历时1年又10个月。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撤销中共江浙区委，分别建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设在上海，下辖江苏省、上海市及安徽省部分地区党组织。1930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与共青团江苏省委等机关合并，组成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辖江苏省、上海市及浙江省、安徽省部分地区党组织或行委组织。三个月后，江苏省总行委撤销，中共江苏省委恢复正常工作。同月，中共江苏省委改组为中共江南省委，设上海，辖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安徽省党组织。1931年1月，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辖江苏省、上海市及皖南（芜湖)、长淮（蚌埠)地区党组织，原属中共江南省委管辖的浙江省及皖北（安庆)地区党组织划归中共中央领导。直到1943年1月按中共中央要求撤销，中共江苏省委一直设在上海，其管辖范围一直覆盖江苏全省，有时还覆盖浙江、安徽两省。

（三）先锋性

江南地区在近代以前，最重要的城市是南京、苏州与杭州，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亦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开埠以后，上海骤然崛起。以衡量城市规模最重要的指标人口而言，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城市人口20来万， 1900年达100万，已是全国最大城市。1915年超过200万，30年代超过300万，跃升为全国超大城市，到1949年已有546万人。与此同时，上海在江南地区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1919年，上海人口245万，相当于4个苏州（60万），或杭州（65万），相当于6个南京（40万）或宁波（45万）。

上海城市如此大的经济、社会体量，决定了它在江南政治活动、思想革新、文化发展中不同寻常的地位，也决定了它在江南红色文化版图中的特殊地位。近代上海人80%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而这些移民中80%以上又来自江南地区。由此可以说，近代上海人主要是江南人的汇集。

江南地区自六朝以后，便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思想最为活跃、最富创新精神的地方。那么多江南人汇聚上海，使得上海成为思想最为活跃、最富创新精神的城市。

我们看到，六朝以后，反映时代前进脚步的先锋性或先驱性思想、思潮，每每是从江南地区酝酿、生长、发展起来的：比如强调实际、实在、实用的实学思潮，重视商业、重视商人、重视商品经济的重商思想，力倡了解、翻译、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西学思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倡导适度的奢侈性消费有利于刺激社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的适度奢侈消费有益论，强调重视百姓、重视民生、重视学校读书人议政意见的重民思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类思想在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但最为集中、最为系统的地方是江南。

我们粗粗地翻阅一下近代思潮史，发现以上海作为集聚点的江南，在先锋性思想、思潮方面，最为突出。

洋务运动中，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设在上海，最大的现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设在这里，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也设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亦从这里派出，宣传洋务思潮最著名的三《危言》（即萧山人汤寿潜的《危言》、绩溪人邵作舟的《邵氏危言》、17岁起即生活在上海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都是江南人或主要生活在江南，其他洋务思想主要宣传者，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都是江南人。维新运动政治中心在北京，但宣传中心在上海，最著名的维新报纸《时务报》设在上海，其他维新报纸如《农学报》、《译书公会报》等也设在这里。戊戌变法后，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批新派人士，在北京无法继续其革新事业，纷纷移居上海。清末立宪运动与革命活动，宣传中心都在上海，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将上海的众多报刊、花园（张园、愚园等），经营成清政府难以对付的革命宣传基地。清末上海租界，事实上成为反清革命党人的集聚地与避难所。张謇、汤寿潜等人领导的预备立宪运动，基地就在上海。民国初年，上海政党与社会团体林立，是全国政党、社会团体活动最为多样、最为活跃的城市。全国有不少于56个政党在上海，而且，“上海政党之出现先于北京，北京之党派大多脱胎于上海之政党”。 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新文化运动才会首先在上海发轫，中国共产党才会在上海成立。

从思想脉络上看，这些革新运动都是前后相接、一浪高过一浪，也一浪宽于一浪、一浪强于一浪。如果将这些运动兴起、展开，这些变化与上海城市集聚规模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间的关联。洋务运动重镇之所以是上海，是因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上海，已是全国现代企业最为集中，在满足洋务企业所需要的技术、人员、能源、资金、交通等方面最有条件的城市。到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在新式人才集聚方面，在现代新闻业、出版业、交通、通讯、开展结社集会活动方面，也是条件最为充分的城市。

集聚与散处，对于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影响，很不一样。有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1919年的五四运动，5月份在北京表现为学生运动，6月份在上海则表现为市民运动，工人、商人都被卷了进去。北京学生举行罢课，虽然也有很大影响，但是，北洋政府对于学生罢课并不过分在乎。但是，上海的工人、商人参加进去以后，将一罢（即罢课）扩展为三罢（罢课、罢工、罢市）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其时上海已是国际性大都市。之所以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别的城市首先形成三罢的局面，与上海的社会结构、社会特点有密切关系。自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以后，上海绅商已在社会活动中居于领导地位。在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移民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绅商在全国性爱国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

因集聚而强化江南地区文化的先锋性，特别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方面。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1920年8月，参加发起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与施存统，陈独秀为书记。这些人，论籍贯，除了李汉俊（湖北）、李达（湖南），其余都是江南人，如俞秀松（诸暨）、陈望道（义乌）、沈玄庐（萧山）、施存统（金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北京、长沙、济南、武汉、东京、广州建立了支部，这些组织工作多由陈独秀负责，或在陈独秀指导下进行。1920年成立的上海党组织，名称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宣言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各地组织都明确称为支部，唯有上海不称支部，而称为“共产党临时中央”。1920年-1922年，几乎发生在上海的所有红色文化，都是在陈独秀等人发动、组织、领导下产生的，包括《新青年》改组、《共产党》与《劳动界》杂志创刊、外国语学社与中俄通讯社设立、《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翻译、中国共产党宣言撰写、上海机器工会建立，等等。

综上所述，联动性是就江南地区内在关系而言，整体性是就江南地区综合性、一致性而言，先锋性则是就江南地区红色文化在全国地位而言。联动性、整体性与先锋性相互关联，也相互影响，联动性充实了整体性内涵，联动性、整体性都与上海城市的超强集聚功能有关，也都刺激、推动了先锋性的形成。

【思想者小传】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致力于近代史、上海史研究，主编《上海通史》。（作者照片由上海社科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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