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正赶上新中国成立第一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沐浴着祖国的雨水阳光茁壮成长，从一个不懂事的穷孩子，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真如一首歌中所唱“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虽然一穷二白，但我们这些穷孩子能享受国家资助免费上学，从小学一直读到初中。1965年我从学校毕业，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那时农业相当落后，几乎没有机械化作业，耕田、播种、收割、施肥全靠体力劳动。我与大家天天早出晚归，什么活都能干，虽然苦一点，但每年有丰收的喜悦，年年有成长的快乐。我的表现受到大家好评。

随着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为改善农村的卫生和农民医疗条件，在农村建立起了“乡村医生”制度，抽调一批青年农民一边务农。一边做医生为农民服务。起先称“半农半医”，后来叫“赤脚医生”。

当时，我光荣地被挑选进了这支队伍。经过半年多的脱产培训后，跟随市医疗队医生一起开始了巡回医疗，为农村百姓诊病治病。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广大农民生活贫困、缺医少药，流行性疾病时有发生，为村民诊病治病或在田间，或在病人家里。各种预防接种也只能集中在各个生产队仓库场地。注射器械的消毒只能放在自己家里的煤炉上隔水蒸，待烧开后，再蒸上一个小时，就算消毒完成待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防病治病工作的需要，1968年后，各大队都建立了卫生室，增添了一些医疗器械。消毒用的高压锅、静脉注射用的50CC针筒，检查用的体检床等等都因陋就简地装备了起来，在药物使用上也增加了品种。当时，乡级卫生院医疗条件也不好，医疗设备也不完备，只有一台显微镜，一台X光摄片机，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我们牢记党的瞩托，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因为大家都知道，农村“赤脚医生”制度的建立，完全是党和政府对我们广大农民的关怀。在旧社会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因此，我们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向市区医生学习，向书本要知识，一面诊病一面学习，努力提高防病治病技术，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当时农村条件十分艰苦，道路都是高低不平的小路，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来叫，我们立即背了药箱跟着走。最苦的是雨天晚上，一脚高一脚低，走在泥泞的土路上，摔跤是常有的事。出诊的时候还有人伴我一起走，回来却是孤单地一人，又怕又冷，回家已是一身泥水。我们接触病人还不能怕脏，有一次在就诊一位小孩时她突然呕吐，吐了我一身，家属连声说对不起，我立即说没关系。

在当“赤脚医生”的这段时间里，我虽然碰到了不少困难，但心中始终十分高兴，由于我的努力，村民们的身体健康有了一定的保障。大家对我十分尊重，对我评价很高，我也受到了上级多次表彰，并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抽调进机关，当上了一名公务员。现在，我已光荣退休多年，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如今乡镇都有二级医院，医疗条件、医疗设备有了很大的改进，增加了各种仪器：如CT核磁共振、超声波等等，医疗质量不断提高。市级医疗机构也开始到郊区开设分院，如市六分院开设到临港、仁济分院开设到江镇、曙光分院开设到川沙等等，方便了老百姓就医。由于健康得到了进一步保障，全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多岁增加到了现在的70多岁，上海地区的平均寿命已达80多岁，位居全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