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回来挺适应，现在他去上学了。”小春的外公在电话里对社工黄丽颖依旧有些提防。这是9月3日，黄丽颖结束为被家暴儿童小春服务的第9天。

不过黄丽颖强调，“这是少数我们作为社工能够全程参与的结果不错的案子了”。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模达到120余万人，其中43.9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受香港相对成熟的社工文化影响，深圳曾是内地最早引入专业社工服务的城市，但即便是在深圳，也少有社工深度介入家庭暴力个案。

“在深圳究竟有多少活跃在反家暴儿童一线的专业社工？”记者问。

深圳市龙华区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主任黄丽颖笑笑说：“反家暴是社工界的极小众领域，整个深圳市的全职反家暴社工应该不超过20人，更不要说专门做未成年人遭受家暴个案服务的社工了。”

然而，儿童遭遇家暴却不是小概率事件：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对2008年至2013年媒体报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家暴案件研究中发现，84.79%的案件是父母施暴，而10周岁以下的家暴受害者超过8成。

家暴难以为外人所知，遭遇家暴的儿童更难以求助。

近一千公里之外的湖北监利县，法制警察万飞每月经手百余起家暴案。有社工资质的他，回访时却常常再也找不到孩子——“因为孩子主动报警时，大多用的是父母的手机。”

何以为家？许多陷入相似困境的孩子渴求答案。

求救

黄丽颖第一次在学校见到8岁的小春时，是在深圳闷热的6月，小春却一直戴着帽子。

她鼓励小春摘下帽子后，看到他头上缠着纱布，这是新伤；手臂裸露部位一道道的青紫色，是旧伤。

小春是离异家庭的孩子，5岁跟随打工的父亲来深圳。对小春施暴的是父亲的女友。在最初谈话中小春把施暴人称为“妈妈”；谈话过去半个多小时后，他开始称呼施暴人为“阿姨”；最后的谈话，称谓变为“后妈”。

黄丽颖和小春建立真正的信任，或许是从电话手表响起那刻开始的。父亲不断给小春打电话，小春瑟缩着不敢接。黄丽颖接起电话，正告：“您目前的情绪状态可能不适合与孩子直接通话。”

黄丽颖陪孩子去了派出所。民警向孩子了解情况时，小春对身边的门每次被打开都很警觉，反复问：“是不是爸爸来找我了？”

黄丽颖留心到这个细节，提醒在场的人减少进出房间次数。孩子逐渐放松。

民警接着询问小春被打的工具，却没有人听得懂小春描述的器物。小春主动提出画画，白纸上出现了一个蚊香盘、一把金属漏勺。

案发后第二天，父亲的女友被依法刑事拘留。

实际上，去年9月，已有好心家长因小春多日没去上学而向社区反映孩子可能遭遇家庭暴力。但当时社区工作人员家访后，仅让父亲做出口头保证。如果今年6月学校没有履行强制报告制度（指学校、医院、社区等单位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施暴者的威慑力或许就止步于那次口头警告。

包括90后黄丽颖在内，深圳市龙华区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目前共有3位社工。2018年11月，龙华区家暴防护中心在区委政法委和区群团工作部联合指导下成立，依托全区反家暴多部门联动机制开展反家暴个案服务。

在黄丽颖通过社区转介等途径接触的10位未成年家暴受害者中，有4名是孩子主动打电话求助的，年龄都较大；另有5位是由孩子的非施暴近亲举报的；而通过强制报告被发现的只有小春一人。

在深圳龙岗一片工业园区旁的城中村，10岁的方方能引起社工丁丽的注意，是因为年初方方忽然从100多米外的家里忽然闯入机构图书室的桌下仓皇躲藏。

那一天，方方的母亲情绪失控，抽出衣架往方方身上抽。丁丽眼前的方方，瘦如枯柴，手肘、膝盖关节处骨骼有乒乓球大的包，身上是多道抽痕。

“她说我是扫把星，我来了家里就开始倒霉。”方方讲述时眼里有恨意。方方在2年前从老家被接到深圳，家里还有刚满18岁在工厂打工的姐姐和不满3岁的妹妹。方方觉得自己是家里“最多余的人”，家务做不好就会被打骂。而父亲对家庭纠纷日益冷漠，有时他也打骂妻子和方方。

丁丽创建的维护女工权益的公共空间是方方知道的唯一求救途径。在这里，丁丽曾经带领孩子们排练过反家暴话剧。

“即使我天天在这个社区工作，能出现在我眼前的孩子也很少。”31岁的反家暴社工丁丽说。

方方（左一）和同学们在丁丽打造的图书室里玩游戏。 杨书源 摄

矛盾

黄丽颖在最初陪伴小春的那几天里问他：想不想和爸爸见面？小春坚决摇头。

在当地妇联、公安和民政力量联合介入不久后，小春被临时安置在了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黄丽颖探访过小春这个临时的“家”：小春和另一男孩共享卧室，有模拟父母角色照顾他们的叔叔阿姨。

不过，小春并没有因为黄丽颖的到来感觉惊喜，也不曾主动问起父亲。

事发后，龙华区妇联以区群团工作部的名义向法院提交了小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当天就签发了保护令，其中特别写明的条款是“在案主临时家外安置期间，禁止案父单独接触案主”。

小春能否回归本来的家庭，一度是多部门联席会议讨论的重点——孩子父亲没有直接参与家暴，但的确存在监护失职。

就在小春的父亲想通过黄丽颖了解孩子近况时，每个来电里总有一句指责孩子的“但是”，“我是做错了，但是他真的很不听话……”

在父亲眼中，小春“偷家里的钱”“掀女生裙子”，然而，当黄丽颖找班主任求证时，老师否认小春在校有异常表现。

今年8月，相关部门为商讨小春的长期安置问题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小春的父亲也被要求参与。那次会议上，他仍然承认错误，也再次说起对小春的不满。

语毕，一位列席者质问这位父亲：“你指责孩子，是否想过这些状况和你常年不在家的教育缺失有关？”这位父亲沉默了。

小春父亲改变了心意，也愿意透露小春母亲的联系方式了。在不改变父亲对小春的监护权的情况下，小春被外公接回老家生活。

就是那次联席会议后，小春父亲的人格肖像在黄丽颖这儿丰富了起来。

“施暴者形象有种相似性，他们大多倾向把问题归于别人，不能承担分内家庭责任，缺乏对情绪的控制能力，而这些共性与职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无关。”黄丽颖说，“施暴者很‘危险’，你或许会对他的经历产生同理心，比如他们真的有自己的教养困境。”

“大部分施暴者，往往会在社会力量介入时以‘教育者’的身份出现，而他们的家暴行为，只是‘教育不当’。”万飞对此有共鸣，他曾经对县里一所幼儿园的儿童做过调查，发现有7%的幼儿都遭遇过监护人家暴。

丁丽对方方母女的家访，也让丁丽肯定了一点：在亲子的家暴关系中，受害者与施暴人的角色处于复杂的对立共生关系中。

9月初的一天，方方在消失一个多月后出现在图书室，原来是那天母亲嫌她在家写作业浪费电。当晚，方方在图书室逗留到很晚不愿回家。她坦言有过自残的念头，磨过家里的菜刀，也跑到过楼房的最顶层……

这是丁丽第一次听到方方这样说。当晚，丁丽和记者把方方送到了家楼下。

然而，方方的情绪在次日就已逆转：她蹦跳着来到图书室，身上穿着自己唯一的连衣裙，还背了“心情好时才会背”的小包。原来中午放学时，害怕被责骂的她饿着肚子跑去同学家，妈妈却柔声细语地送来了一碗鸡蛋面。

“其实孩子们来举报家里人时，态度本身就是游离的，情况一好转，他们就会保持缄默。年龄小的孩子对父母依附性更强。”黄丽颖发现小春对家暴时偶尔充当“帮凶”的父亲，有种复杂的矛盾情绪。小春说，爸爸也打，但他那种打不一样。

挫败

黄丽颖用“有些挫败”来形容她的社工家访经历：有些时候，当事人在她面前无法控制情绪，直接争吵扭打；更多时候，当事人一句“不需要”就可以把黄丽颖拒之门外。

几年以前，情形或许更糟糕。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前，社工面对这些家暴事件的权利义务都不明晰。

丁丽经历过不少“当事人的反复”。方方那次来找丁丽“避难”后，丁丽决定去方方家中看看。一家5口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单间里，但母亲王琪收拾得很干净。

那次家访，王琪对着丁丽大哭，不断重复：“我该怎么办？”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是留守儿童，她没有多少抚养经验。后来老家老人身体不好，夫妻俩才把孩子都接到深圳，恰逢小女儿出生，3个女儿处在不同阶段，她应接不暇。

她说，孩子父亲从不提供支持。于是，对孩子大声斥责、随手抄起身边的家伙体罚，成为她与女儿的日常相处模式。

丁丽留意到一个细节：家访时方方父亲忽然发来微信，王琪顿时有了笑意。

丁丽决定找方方父亲沟通，并与王琪达成共识：方方放学后带着妹妹去丁丽那儿写作业，王琪就能腾出时间做家务，方方也就从被母亲要求做家务的困境中解脱。

那段没有家暴的日子，仅仅维持了2个月。丁丽发现，放暑假后方方不再来了。方方告诉丁丽，妈妈怀疑自己是去丁丽那儿告状，甚至讽刺孩子：“你妈妈不是丁丽吗？她会给你出头的！”

就在几个星期前，丁丽在王琪的朋友圈中看到她手受伤流血的照片。丁丽询问情况，王琪回应是丈夫在争吵中打伤的。丁丽询问她是否需要援助时，她不再回复。

没过几天，丁丽打算和王琪预约家访时间，却发现王琪把自己的微信拉黑了。

丁丽只能暂缓家访计划。她能做的是从方方那里要来了孩子父亲的电话，以短信方式向他陈述家庭中的困境。

“面对施暴者，社工态度真的不能再强硬一点了？”黄丽颖曾在纽约一家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机构实习。在纽约，只要是为CPS（儿童保护服务部门）提供服务的社工就有权敲开家暴者的家门。

“对社工而言，在未成年人的个案中家访是必要程序，但问题是谁赋予社工上门合法性？”黄丽颖说，目前派社工去家访的，一般是社区、妇联或民政部门，而若是由有执法权的公安出警，则已超过柔性的家访范畴，“目前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多部门联动，社工是代表多部门去家访，有合法性且刚柔并济。”

有着多重身份的万飞，则在县里反家暴专项培训中时时对一线民警强调：对于家暴案件，出警后口头告诫施暴人是坏习惯，尽量要给书面文书。至今，监利县公安系统已经开出500多份家暴告诫书。根据对告诫书的统计，家暴复发率是1%，而以前仅口头警告的复发率超过10%。

修复

还有一种家暴，更是难以察觉。

一位因遭遇家暴而离婚的母亲向黄丽颖倾诉：在读初中的儿子小杰很叛逆，总把“死”字挂在嘴边，甚至有过轻生的形迹。

“夫妻之间有家暴行为时，孩子就处于父母对他的情感撕扯中，受到伤害。”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负责人李孟去年接触过一个个案：给一位父母存在家暴行为的孩子做沙盘游戏，孩子划出了对立的楚河汉界，河两岸有许多飞机大炮在交战，而河里有一艘小船。孩子说：“我就是那艘小船，他们都让我去帮忙，我该怎么办？”

黄丽颖提出和小杰面谈。第一次面谈，小杰勉强来了，对于一切开放式问题，均以封闭式答案作答。第二次面谈，黄丽颖尝试站在小杰立场聊学校的事，气氛好转，小杰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感情是“知道她非常关心我，但她太烦人”；说起父亲，小杰只说“我很讨厌他”。

记者曾经采访过2016年因家暴致死的内蒙古女记者红梅的儿子。红梅的惨烈死亡，被广泛报道，但却少有人问，目睹了母亲被父亲施暴而死的孩子，受到了怎样的冲击。

所谓台风眼，即台风中心，看似天气晴好，实则暗流涌动。正如家暴风眼的孩子，看似平静，却只是看似平静。

“我们中心社工的定位是在家暴发生的应急干预阶段提供帮助”，然而黄丽颖意识到，或许社工在儿童受暴的案件中应该走得更远。

她举例了当下主流的两种儿童保护模式：以儿童保护为中心，以家庭服务为中心。黄丽颖偏向后者的工作思路：“前者把受暴儿童和施暴家长对立，有时会激化矛盾；而后者把家暴看成是家庭功能失调的表现，致力于修复家庭功能，更符合人情社会的逻辑。”

中秋节当天，丁丽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方方妈妈在节前好几天都主动带着方方来图书室，而此前从未踏足过图书室的方方父亲这几日也出现了。丁丽看到父女俩手挽手。

丁丽在采访最后说起了自己坚持做反家暴社工的决心来源：儿子3岁时在家中弄坏了电视机，孩子父亲就罚孩子站在电视机前，孩子因恐惧一直哭闹，但孩子父亲不让丁丽靠近半步，当时丁丽选择了报警求助。“这就是家暴。”丁丽重重地说。

“难道小孩真的是大人的附属，可以任由处置？”丁丽记得，这是方方在一次挨打跑出家门后气急了问她的。

今年9月的一次公益机构网络募捐，方方参与了丁丽所在机构的视频众筹。拍视频时，丁丽特别安排方方在10多人的快板里说出那一句——“家暴不是家务事”。

（文中除黄丽颖、丁丽、李孟、万飞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