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书房 | 栾群、张学俊：如何用创新开启制造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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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作者：栾群张学俊 2019-09-17 22:22

摘要：高工资、“懒惰”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更在于制造业和国家强大创新体系的脱钩。

纪录片《美国工厂》火了。

但高工资、“懒惰”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更在于制造业和国家强大创新体系的脱钩。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政策法规研究所所长栾群、产业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学俊认为，要真正理解美国制造业衰落逻辑，可阅读《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一书。该书深入到国家政策取向、营商环境、基础设施，以及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等层面，探寻升级制造业的密码。

《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美]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著，沈开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偏见也是一种观察角度

两位作者在书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美国人对待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对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的态度，虽然带有偏见，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

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摆脱了日本、德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挑战，因为美国改变了竞争主题，引发了信息技术革命。但是，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的创新力度明显降低，并赫然发现2011年制造业净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被中国超越了，于是政界和产业界整体陷入焦虑之中，并没来由地把这笔账算到了中国头上。

书中认为，中国以创新为基础，配合一系列贸易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美国一直高度关注贸易问题，几乎所有关于制造业的公开讨论都会涉及贸易。部分美国人还狭隘、偏激地认为，中国在试图建立一个亚洲经济圈，为了圈内伙伴不惜付出贸易赤字的代价，而这一成本又从美国贸易顺差中得以弥补。甚至，书中还援引经济学家卡尔·达尔曼的观点，认为中国“蓄意掏空发达国家竞争经济体，为其他地缘政治崛起提供资金”。甚至还以被中国制造产品占领地区的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下降为论据，试图说服美国读者相信，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就一直影响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大量工作岗位转移到了中国。并且强调，虽然贸易也能增加就业，但贸易就业岗位没有抵销中国进口竞争所减损的就业岗位。这种观点在美国国内很有市场并影响到了政界高层。

本书还基于李嘉图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和萨缪尔森的观点，论证美国之前的创新能力优势不是永恒的，当其他国家（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创新体系，他们也可以获得创新优势。有意无意间，书中流露出美国精准打击中国先进制造企业的真实意图，即部分美国人非常担心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创新体系。书中把日本描述为“盟友”，而把中国描述为“国家安全潜在的对等竞争对手”。

衰落与崛起都与创新体系关联

除了列举中国相关数据外，本书还深入到经济学理论和观点内部，深刻剖析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极速增长背后的原因。

作者提到了廉价劳动力、便宜零部件等成本原因，也提到了跨国公司经营机制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被中国所利用，以及中国政策强制技术转让、政府补贴、有限法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抹黑中国制造业发展成就的谬论，但同时强调，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在流程创新和制造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联系。“中国创新制造业模式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该模式整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技能，即同时管理速度、产量和成本，使生产迅速扩大规模，并大幅降低单位成本。这种能力使得中国甚至可以在高度自动化行业和非政府优先或支持的产业上扩张”，“中国新兴生产模式的要素包括：（1）反向设计；（2）利用国外设计；（3）跨区域生产企业网络发展”，等等。这些他者视角的总结，给我们带来启发。

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创新体系，也有着强烈的制造业需求，问题主要在于创新体系与制造体系之间的关联性出现了问题。而中国恰在此时崛起，崛起原因恰是创新体系与制造体系之间的关联性，由此，美国启动国家机器来遏制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便是它所认为的一种必然选择了。

纵横跨条块的整体性总结

作者援引了大量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利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深入分析每一个他们认为重要的制造业问题，从古典经济学主导的财政、税收、货币政策，到高级别自动化（人工智能）对工作机会的影响，都逐一纳入论述。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和制造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切。

本书用经济学史的方法，梳理经济学与制造业的同步发展关系，特别是从工业革命的历史中总结了十个经验启示：

一是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推动，需要“头脑和手”的结合，如瓦特之所以能改进蒸汽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集学者和工匠于一身；二是制造与科学的结合，大部分的工业革命都由一线工人引发，而由数学和科学完善；三是要有专家行为，瓦特突发灵感之前的六年都在研究发动机，灵感建立在多年的专注和学习积累之上；四是工业规模扩大需要在各环节上共同发力，发明不会自动进入经济领域，而要经过模拟、制作、论证、测试、试验和试产等各环节；五是产业要有耐心，政府要长期支持；六是要把技术、流程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七是国防部门的支持对创新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很重要，因为国防部门相较于一般部门，更易争取到资金及其它资源；八是要有跨行业-大学-政府的制造创新组织模式，强化各自优势；九是信息技术革命是由各部门钻研解决一系列的技术挑战演化而来的；十是生产和创新是相互联系的，美国要引入新的制造技术范式，创新组织变革就成为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这种横跨、纵跨条块结合的整体性总结，是目前我国产业界研究所缺乏的。

新制造业需要新经济学

本书还处处体现基于现实经济现象，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反思，认为古典经济学主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即短期稳定政策对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并不奏效（这一视角可以借鉴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造业贸易35年的逆差不能用商业周期、货币转移和贸易壁垒来解释，也无法用货币和短期财政政策来予以解决。提高生产率才是应对策略，这需要智力、人力、组织和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投资，操作层面则需要强调技术投资的公私营资产增长模式。这并不是说政府短期的刺激政策没有必要，而是说单靠它是不够的。这是一种深入经济现象的、非常具有锐度的研究方法。

书中还援引戴维·奥特尔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考察了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公司研发资金和专利的影响，认定：从中国进口越多，美国的研发和专利就越少。这一研究结果虽然不准确，但也从一定角度说明了在“制造、创新、贸易”三者之间，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进而成为决定性因素。作者甚至发出“关于制造业的经济学共识会不会错了”的疑问，提出“创新经济学”的新概念。也许，其援引克鲁格曼的自我批评，经济学“把漂亮和打扮得很像数学当成了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经济学没有错，但是世界变了，制造业变了，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变了，美国发展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学，也需要重新评估自己对中国的评估。

认识相同，问题类似

如何用创新开启美国制造业新篇章，是本书的写作目的。作者批评，美国人一直忙着追随“下一个重大事件”，却忽视了现有经济部门的机会，推进前沿科技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不能将创新扩展到现有部门，那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只将创新局限在前沿产业，实际上是削弱“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笔者理解，书中提及的现有经济部门，很多时候就是指制造业。

为了更好地发展先进制造业，美国设立了很多行业与领域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可以理解为美国版的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模式建立强大的治理架构，确保明确的战略支持国家层面的优先工作，而且同时承认各研究所的自治权。但美国研究所模式和德国弗劳恩霍夫模式又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显著的一点是，美国的研究所在获得联邦和州政府资助和优惠政策方面是有期限的，2014年美国《重振美国制造法案》明确只有5年期限，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并没有规定期限。感觉上，美国先进制造创新研究所项目，就是美国科技产业界的“五年规划”。另外，书中还强调德国创新体系是“制造业主导”的，并把中小企业带入创新体系，对出口的支持也较美国更大，这些都是美国需要学习的地方。

对照中国的情况，至少有两点需要我们反思：一是政策退出机制意味着对政策实施效率的更高要求；二是政策实施中的评估和过程管理反映着行业治理的水平，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总之，本书以制造业与创新的关系为主线，探讨了重构创新和再次激活美国制造业的方法。在对制造业的认识上，中美两国可以说是不约而同、是一致的，不论中美，制造业都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一些外来的例子作参考或者比较，才能找出更适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路径。而我国现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也都出现在本书针对美国制造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这就是本书的阅读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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