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里“偷偷地”写作

 十多年前，我在一份档案中偶然看到，复旦大学工会首任主席，是著名作家、编辑家靳以先生。这个“发现”，让我有点惊喜，复旦工会的朋友们知道后也深感荣幸。

靳以在复旦求学的史料不多。复旦档案馆收藏的《复旦大学同学录》显示：章方叙（靳以）于1927年秋入读复旦预科，1928年秋从预科毕业后升入商科（后改为商学院），1929年秋在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就读。他学习商科是遵从父命———靳以的父亲章皋是五金行老板，他盼望他的长子能子承父业。然而，靳以从小志在文学，并不喜欢商科，据他后来回忆：“……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就和一切的商科知识绝了缘，不但没有做过一文钱的生意，也不曾在任何商业机构中服务过一天。”（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靳以大学时代照片

因为排斥商科，靳以本人很少提及他学习的系科。在他的自述中，他对商科专业一笔带过，却对从读大学起就开始文学创作着墨颇多：“我总是深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写，写好就藏在自己的枕下，第二天再偷偷地取出来看。不知道是怎么一股力量使我竟想到寄出去，我就署了一个假名字，偷偷地寄出去了。这一切都好像见不得人的，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运，居然被编者采用，印在刊物上，让那见不得人的作品和许多读者见面。”

1928年，靳以在《语丝》第4卷第46期上发表了处女诗作《明天啊，明天———》，署名“章依”；1930年，他的短篇小说《偕奔》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3号上刊登，署名“靳以”。靳以正是在复旦求学时，一步一步走向了文坛，但他的商科背景却少有人知道。

 商科生的偏好与渴望

 为了掌握更多靳以的求学史料，我决定拜访靳以的女儿章洁思老师。那天到章洁思家时，她正在校订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日记书信集》。她告诉我，该书披露了不少新发现的靳以资料，其中，靳以《致康嗣群》64封信稿，就是她从上海图书馆未公开的珍藏文档里抄录下来的。在64封信中，有11封写于靳以求学时期。

我仔细阅读后发现，它们虽然透露了靳以在复旦读书的一些线索,但几乎没有一封谈及商科专业与功课。1929年2月，靳以回天津度寒假，他寄往上海复旦的信中，与康嗣群交流最多的是文学与写作，如第一封信（2月5日）：“小石（指靳以的南开中学同学曹禺———引者注）近来颇注意文学读外国书，畅谈数次，快极！”第二封信（2月13日）：“我所写的诗，实不高明，此为弟所深知，但又不能不勉强抄去一首，即请收之。”第三封信（2月15日）：“假中除写几首小诗，一无所成，可叹殊甚！……‘毒酒颂’已写就，写至‘任寒风凄凄的长吹’，几天没有想起如何去续下去。昨晚夜中，才得到最后两句，心中高兴非常，用寄老友，尚望指正。”

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封信。此信是靳以从复旦校内寄给在北平逗留的康嗣群的，具体日期不详。从信中告诉康嗣群复旦开课时间和注册方法来看，似应写于开学前夕。靳以在信中写道：“这半年听说中国文学系请了鲁迅、徐志摩、郑振铎、傅东华等来做教授，不知确否？真要是这样很可以旁听一气！”这是《致康嗣群》中唯一一处谈到复旦教学课程的地方，但与商科专业无关。看得出来，对于文学名家，靳以充满了仰慕之情。作为商科生，他渴望他们的到来，以期能够“旁听一气”。

 见到久仰的郑振铎

 事实上，鲁迅、徐志摩都未曾在复旦执教，郑振铎、傅东华倒是在复旦中文系担任过兼任或专任教授。尤其是著名作家、翻译家郑振铎先生的到来，给靳以留下了深刻印象。

郑振铎比靳以大１０岁，成名较早。1920年起，他就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先后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小说月报》主编。1928年他旅欧回沪后，于9月间到复旦中文系任教。

靳以这样描写第一次见到郑振铎时的情景：“……他坐在大学的教员休息室里，裹着一件破旧单薄的大衣，掩住半个脸，好像畏寒一样地蜷缩着身躯，坐在墙角的一只椅子上。他的脸是长的，那中间是一条高长的鼻子，一副希腊人的脸型；头发天生是卷曲的，初看给人一种寒冷和严峻的印象。可是当我和他相识了，才认识到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满腔激情，有时冲动得像一个孩子。”（靳以《不是悲伤的时候》）

靳以大学毕业照

1933年，大学毕业后的靳以来到北平，有人约他编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他觉得难以胜任，得知郑振铎就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像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明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承”。1934年1月，靳以与郑振铎共同主编的《文学季刊》正式创刊，从此，这对师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靳以接连写下《与振铎相处的日子》《不是悲伤的时候》等文章，回忆他与郑振铎的交往与情谊。

 孙寒冰的外国文学课

 靳以深情回忆的另一位复旦老师，是孙寒冰先生。孙寒冰1922年毕业于复旦商科，后赴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毕业后到复旦任教，先后担任过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他还是《文摘》月刊的创办者，1937年，《文摘》因刊载译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而轰动海内外。

孙寒冰虽是著名的社会学、法学教授，但他初到复旦时教的却是外国文学。靳以清晰地记得自己读预科时的那一天，“那个清早我很早地爬起来了，因为昨天的通告说英国文学的教授孙寒冰先生已经到校，今天就要上课的。摇过铃的时候，果然他来了，他竟是那么年青（当时的教授都是年青的，他是显得更年青些！）……”确实，孙寒冰只比靳以大六七岁，但是他的文学素养很高，“对于文学好像他的学识很博，虽然他没有十分确定的见解，对于我们那些预科生，他引起我们莫大的惊喜和对于文学的兴趣，甚至对本科的英文学课程也持着一种傲然的态度”。孙寒冰上课选用济慈、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雪莱、王尔德和高尔基等世界文学名篇，让初学写作的靳以眼界大开，“每一篇作品都有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故事”（靳以《孙寒冰先生》）。

1938年靳以到重庆北碚复旦任教后，孙寒冰成了他的同事和好友。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北碚，孙寒冰不幸罹难。靳以闻听噩耗，扼腕慨叹：“在我大学时代少数我服膺的教授之中，他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尴尬的商科教授形象

 与上述回忆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靳以很少提及商科专业老师。1917年，复旦首创商科，与文科、理科鼎足而三。李炳焕、李权时和朱斯煌等著名教授先后在商科任教。靳以的商科专业老师是谁？这些老师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在他的学籍档案中没有找到答案，《致康嗣群》中也没留下只言片字。

后来，我从靳以的短篇小说《教授》中，才模糊找到他眼中的专业老师影子：小说开头，写一位教国际贸易的教授，每次上课总是让学生心生困惑，下课钟声响过，“学生们都无精打采地站起来，静静走出去，好像沉下心去听过他一小时的讲授之后，那热烈的求知欲，没有得到一点满足似的”。课后，“那个戴着阔边眼镜，瘦长长的，常是把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提出来的学生又来了”，他追着教授提出疑问，“在疑问中怀了不少讥讽的态度”。教授答非所问，“背上好像渗出汗来了，痒痒地像一只只针尖轻刺着”。小说结尾，写教授被家庭琐事搅得精疲力尽、心思杂乱，“像有无数讥讽，恶意的眼睛逼视着”，去学校上课的路上，“他一个人提着皮包走着，瘦长的身影寂寞地投在地上……”

我无法断定《教授》的人物原型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位国际贸易系教授形象不佳，是被“讥讽”的尴尬对象。我甚至猜测，那位戴着阔边眼镜、怀着讥讽态度提问的学生，会不会是靳以自己？

 “吴剑岚也来了”

 《致康嗣群》中，靳以唯一提到的复旦在任老师，是吴剑岚先生。如第六封信，靳以在提及鲁迅、徐志摩、郑振铎和傅东华要来复旦任教的传言后，用肯定的口吻写道：“吴剑岚也来了。”

吴剑岚是一位传奇人物，少习武功、熟谙诗画，并识岐黄之术，是当年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吴剑岚早年翻译过波斯诗人莪默的四行诗集《鲁拜集》，也教过大一国文课，靳以很可能听过他的课。据许道明先生回忆，晚年吴剑岚曾向他谈过学生时代的靳以：“老人家说到章靳以，每每有说不出的得意。某次，他侃劲来了，对我说：‘方叙（靳以的原名）同学喜欢捣蛋，别人怕他，唯有我能让他低头！……那时我也年轻，他捣我的蛋，我才不予理睬呢。私下里找到他，投其所好，抱成一团地摆龙门阵，他到东我跟到东，他到西我追到西，像影子一样，玩什么都行，打牌下馆子也可以，慢慢搞熟了，他就不好意思再找我麻烦了。’”（许道明《难忘吴剑岚先生》）这段回忆，生动地刻画了酷爱文学的商科生靳以的另一面。

吴剑岚后来成了靳以的挚友。靳以曾在《孙寒冰先生》一文中，记述过他在北碚复旦时与吴剑岚等人亲密无间的交往：他们一起“跑到醪糟店去吃一碗，就是下着大雨的时候，也冒雨去过”；一起“躲警报”，“在警报的夜中，看不见人，除开抽烟的人一张模糊的脸的轮廓，可是高的低的笑音起在这里那里，整个房子好像微微地在摇动了……”

1945年，靳以与妻女在北碚夏坝复旦新村

相比之下，靳以小说《教授》中的那位教国际贸易的教授，“每次走上讲台就像一个罪犯”，听到学生提问就要“打一个寒战，心不自主地怦怦跳着”，缺乏的正是吴剑岚的魅力与智慧。

 与“校花”陈鼎如分手

 在《致康嗣群》中，有一个名字频频出现———“陈鼎如”。陈鼎如是谁？《复旦大学同学录》中“1927年预科名录”这样记载———“姓名：陈鼎如（Miss）；年龄：二十；籍贯：浙江诸暨；通讯处：杭州元宝街14号”。陈鼎如比靳以大一岁，但两人是同届学生。1927年秋她入读预科，1928年秋升入社会科学科，1929年秋入读政治学系，1932年冬毕业。

陈鼎如曾是复旦“校花”，也是靳以读书时热恋的女友。我在几位老校友的回忆录中，找到了如下信息：“女生篮球队队员陈鼎如，姿色秀丽，当时被誉为东宫（指复旦女生宿舍———引者注）‘皇后’，拜倒石榴裙下者大有人在。”（连鼎元《忆一九二七年时的三位女生》）“……陈鼎如比‘爱的花’（指首位复旦校花严幼韵———引者注）更健美，每次篮球比赛，她们更是风头十足，不少人来打听她们的消息，我们引以为傲。”（章宗钰《最忆是复旦》）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教育家邵梦兰的评论：“陈鼎如是我杭女中的同学，比我高几届，她被称为‘皇后’，虽然不怎么打扮，但是很有风韵，最漂亮。”（游鉴明《春蚕到死丝方尽———邵梦兰女士访问记录》）

陈鼎如照片（章洁思提供）

据邵梦兰回忆，陈鼎如“有个哈尔滨男友，大家叫他‘皇帝’，不过后来两人并没有结婚。每次晚饭后他们从外面散步回家，‘皇帝’送陈回女生宿舍，两人有时坐在宿舍前草地上聊天，很引人注目”（游鉴明《春蚕到死丝方尽———邵梦兰女士访问记录》）。邵梦兰说的那位“哈尔滨男友”，会不会就是靳以？我以为完全有可能———靳以的父亲常年在哈尔滨经商，误把靳以当成哈尔滨人似在情理之中。靳以曾经深爱着陈鼎如，有一次，他致信慰问病中的康嗣群，信末署“鼎如嘱笔问候”，可见靳以与陈鼎如之间如胶似漆的关系。靳以有过一个笔名“陈涓”，我以为也与陈鼎如有关———1932年毕业前后，他俩感情破裂，分道扬镳，陈鼎如嫁给了一个银行家。靳以后来为此写成短篇小说《青的花》，小说以一位失恋男人“依”的口吻，倾诉了对曾经爱过的女人的肺腑之言，那个女人的名字就叫“涓”。

靳以短篇小说集《青的花》书影

他俩的分手也许是必然的。据张充和先生回忆，靳以曾告诉她，“在这个校花家里，楼上楼下都找不到一支铅笔”（章小东《知音———〈归去来辞〉》）。我想，这大概是靳以与陈鼎如分手好多年后才说的话。而在当时，靳以为失恋痛苦了很长时间。1934年6月4日，靳以在给康嗣群信中说：“相处三年，相思两年，这期间我保持着我的真情……没有一个时候我不是想着她的。”直到1935年4月13日，他还致信康嗣群，说昨晚梦中见到了陈鼎如，“好像都已到了中年，追伤往事，抱头大哭……”

然而，这场失败的校园恋情，却促成了靳以不少作品问世。除《青的花》外，靳以的短篇小说《圣型》《沉》《虫蚀》等，都描写过爱情的误会与挣扎、迷茫与苦涩……巴金先生曾评论说，靳以的早期作品，有一种很浓的“忧郁气”。联想到靳以求学时的细节，我忽然明白，这种“忧郁气”，正是源于靳以大学时代的执着、爱憎与情感遭遇。

相关链接：靳以（1909-1959），原名章方叙，天津人。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过30多部小说、散文集，并主编过十多种文学期刊。蜚声文坛的《收获》杂志，就是他与巴金先生共同创办的。靳以也是复旦名教授之一，他于1927年至1932年在复旦就读。1938年起，他到复旦中文系任教（其间曾有两次短暂离开），直到1953年正式调离（调离前的行政职务是校工会主席）———在靳以50年的生命中，有16年是在复旦度过的。

（本文编辑：许云倩。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皆选自《靳以影像》。题图为1931年6月靳以（左）与学友在江湾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