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总书记有关“三创”的重要论述是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战略新判断，也是当前引领中国经济打破迷局、推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战略总指引。7月17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市委季度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加强对创业企业的金融支撑”，体现了上海对“双创”的开放态度和支持力度。

百年大变局与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全球治理体系、经济科技格局和国际安全等领域发生的全球历史性革命性深刻变化。“百年变局”的战略判断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经济科技领域是指当前世界科技革命正处于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交汇期这一战略判断。这个阶段，信息技术革命的遗产在已有领域已经消化吸收殆尽，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产业接近成熟，但新的主导技术和产业还没有完全形成，此时蕴含着新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世界范围内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种新科技、黑科技和前沿科技不断涌现，创新竞争异常激烈。为此，各个国家普遍都将创新作为主导国家竞争的决定性力量。

技术革命交汇期往往是后发国家赶超的机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英国企业大部分没有转变原有生产方式，仍固守前一范式的纺织、冶铁等传统产业。美国、德国充分利用电器和内燃机技术迅速赶超英国，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使得与之相适应的大规模工业化的福特制成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除了通过发展钢铁、电气、化工等新兴产业来加速技术升级外，美国和德国两个后发国家还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以适应新技术发展。从国家层面建立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教育制度，增加了新兴产业的研发力量和高质量工程师供给；从企业层面德国拜耳、美国通用电气等公司率先建立了企业内部研发部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最终推动了美国和德国的跨越式发展。两次“石油危机”促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范式走到尽头。日本抓住了这次机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汽车、纺织、家电、造船和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为核心的电子产业领域呈现出明显的赶超势头。与技术赶超相配合，日本企业的下包制和独特的劳动雇佣制等相关企业制度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经验。政府积极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追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通产省掌握了强有力的政策工具，除了产业规划、行业准入、行政指导之外，还控制了外汇配给、外资准入、信贷等金融工具，这是产业政策能够落实的关键。

世界经济中心的几度迁移，很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这个主轴在旋转、在发力，支撑着经济发展，引导着社会走向。总结人类发展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创业创造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时代精神的最强音。着眼现代化未来，“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所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在创新发展中确立“技术-经济-治理”的新范式

全球性主导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更替的脱节与断裂，即“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是美国和欧洲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最本质的根源。“技术－经济”范式是由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佩雷斯和弗里曼提出并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他们指出“技术－经济”范式的重要特征是“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即它不仅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和产业依据自己的权利产生新的范围；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几乎每个其它领域，即它是一个‘亚模式’。“技术－经济”范式的本质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导技术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制度框架。这主要有三层含义：（1）以一个或几个主导技术群构成了不同时代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2）这些主导技术群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技术群也会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也会随之改变，进而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从而导致世界技术经济增长范式的更迭。借鉴佩雷斯等人的观点，我们认为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技术-经济-治理”新范式。一个“技术-经济-治理”范式包括一套通用的技术、组织和治理原则，是一种最优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每次技术革命从爆发到被完全吸收要持续上百年甚至更长，可以划分为“导入期”和“拓展期”两个阶段。在导入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呈现爆炸性增长特征，金融资本也开始介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和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社会治理方式更多是以包容文化和积极产业政策双轮驱动；在拓展期，核心技术的创新潜力逐步耗尽，作为增长引擎的核心产业的市场开始饱和，经济增长出现停滞，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与之相应，社会治理方式更多由宽松谨慎转向严格监管，产业政策由自由竞争转向国家竞争，由此也可能引发新的国际治理问题。

在当前技术革命交汇期，中国这艘巨轮在创新的征程中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技术-经济-治理”的新规则。首先，应该牢固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新发展理念。总书记指出，“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如果中国失去了技术革命交汇期最好的新技术弯道超车机会，我们就无法谋划下一轮新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其次，要积极将技术优势结合资本优势转化为新产业和新动能培养的优势。要大力发挥各类创业投资在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的创新筛选作用，引领各类技术创新源现实转化为生产力；再次，要建立一套适应创新发展的新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这些制度措施不仅包括源头上的推动创新创业创造教育、重视基础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包含中间层的鼓励产业研用转化、加速各类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等物理载体建设，更包含了后端的科创板和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在国际创新竞争中，国家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必须坚持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共同促进，形成一个有效的内部创新激励体系和外部创新合作框架。这样的新的“技术-经济-治理”范式是当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迫切任务，也是引领中国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新蓝图。

以创新引领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

在技术革命的转换期，往往伴随着经济速度的下滑，必须正视经济降速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创新引领下一轮经济发展。从经济长波角度看，推动长波上升时期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旺盛的创新投资需求和资本积累率推动。企业对利润率上升和由此而产生的乐观利润预期所形成的强大的投资动力才是推动增长的最核心源泉。这一方面是来自技术革命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引发的投资需要，一方面是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传统生产部门技术改造的投资需要；二是旺盛的市场需求拉动。新的技术产业化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投资就没有回报，技术就无法完善，真正的市场也无法形成；三是有利的治理环境即特定制度条件支撑，这意味着新制度结构的某些重大变化，这是任何长波投资高涨所必需的基础条件。具体来说，当下应该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大对创新的更大规模投入。其一是加大对新产业部门的政府投资。在维持财政年度研发支出规模同时，应该加大对创新部门的扶持和投资。很多大科学装置和数据化平台作为创新创业的公共服务都是个人或私营企业所无法负担的，政府应该将它作为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列入预算。对于技术改造项目要予以一定的补贴。当然，在创新投资中也要注意评估财政支出效率，引导有效创新投入。其二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对创新的投资需求。只有私营部门形成正向的利润预期，他们才会加大对创新的长周期投入。所以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贸易战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预期，加大对私营部门的新业务新产品采购需求。第二，推动创业金融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落地，解决好新兴产业的联动发展问题。一个地方创业金融发展的好坏，往往是判断创新创业环境好坏的标志。应该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创业担保基金和影响力投资等各类基金，努力载好“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要做好科研院所、公共技术平台、众创空间、创业园（文创园）、科技园、产业园联动发展问题，解决好政策的拥堵问题；第三，要充分把握制度性开放机遇来促进市场开放。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机遇，解决好创新创业的市场落地问题。国内的消费提升幅度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国际市场做配合，创新的转化和应用仍然是个大难题；第四，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营商环境和治理方式。要进一步建立符合营商环境和科创中心规律的政府管理制度；设立符合市场机制的科创转化机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培养新技术革命的创新创造人才；建立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分配制度。